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立文之道，惟字与义。’文艺只有向上向善才能成为时代的号角。止于至善，方能臻于至美。”
上述“立文之道，惟字与义”八个字，出自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他把“文”的道德意义，提高到与天地并生而不朽的高度。
作文之道，关键在于文字的运用和文义的确立。一言蔽之，“文”是指词要顺达畅意、“义”是指立场须高远鲜明。这也是当时的刘勰，针对晋代末年文章意旨模糊、耽于言辞、文情诡讹、文风衰薄浮夸等弊病，开展批评检视后得出的结论。
后来，诗圣杜甫也在名句“文章千古事”中，抒发了中国文人对文字敬重备至的情怀。多少年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中国文人志士构筑的“价值标准之体系”以及“著书立言之语境”。
贤达之士素来有知行合一、“仁以为己任”的优良传统。从史书中不难看到，他们秉持悲天悯人的情怀，心怀生民为本的忧患意识，抱定天下视野的价值理想，在提升自身美好德行的同时，立言于世，以文化人，所形成的至善至美的审美价值标准以及传颂千古的绝世美文，在中华文化殿堂里得到完美的展示和呈现。
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因为他们把行文之道的“义”立在了国家、民族这个主题上，立在为祖国的前途命运和天下民生上，才书写出了如此立意高远、文字绝美的篇章。
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文学艺术当是新时代前进的号角，它最能代表和概括这个时代的风貌和表情，也最能引领这个时代的风尚和潮流。新时代，如何以手中的笔墨、心中的大义、投枪的匕首，书写出无愧新时代、助力新征程、喝彩新业绩的杂文经典，当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时代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