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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位从事 50 多年临床的医务工作者。我的专业是口腔医学中的二级学科——口腔颌面外科。在人们的认识中,医师是一个救死扶伤、保障人民健康的职业,与科学、科学家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然而,事实证明:医师还可以有更高的追求,更高的境界,那就是事业:一个好的医师可以成为医学科学家;一个好的医师也可以成为医学教育家。为了提高医疗与教育质量，临床医师应该搞研究和教学。由于一直在教学医院中任职,我的大半生没有离开过科学研究,在此，仅就体会较深者谈谈点滴感受。

以身试“针”试“术”

2011年1月17日，《科学时报》登载了一条消息:针灸申遗成功。文中说:“2010年11月16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中国申报项目'中医针灸’……将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很自然地使我想起在 20 世纪 60年代参加“针刺麻醉”研究的一段往事。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全国医药卫生界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医的热潮。记得当时最热门的有两项:一项是中医治疗急腹症(如急性阑尾炎、肠梗阻等)。另一项是“针刺麻醉”(简称“针麻”)。针麻的最先发源地应是上海,在头颈部手术中最先开展的是耳鼻咽喉科的扁桃体摘除手术。在口腔颌面外科则首先被应用于牙拔除术。1963 年底，为了扩大应用范围,摸索适应证,在当时的院系领导下，组建了一个口腔颌面外科针麻手术研究组。成员包括临床医师、针灸医师、护士及高级技师(负责仪器研制),共9人,由我出任组长。由于这项工作史无前例，需要探索;拿现在的话来说叫“摸着石子过河”。研究针麻手术的内容很多,然而,撂在当时最迫切需要认识的问题却是:针麻究竟有无镇痛效果?它的镇痛作用可以达到什么程度?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针麻手术的镇痛效果?为了弄清上述问题，我决定首先以身试“针”,即自己接受一 次针麻手术,亲身体验一下,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应当怎么做?这既是在技术研究层面所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为了对患者负责。巧的是我左耳前有一个小蚕豆大的、肿大的淋巴结，正好可以施行一次耳前淋巴结摘除术。我的同事们开始都不同意,但经我的反复解释,最终说服了他们,顺利地完成了我以身试“针”试“术”的愿望。

我的亲身实践证明:针麻具有镇痛作用，因为切开皮肤与缝合皮肤均无明显痛感;术中分离淋巴结时完全可以耐受;然而,当一碰到知名神经(耳颞神经)末梢时,则有剧烈的、闪电般的刺痛感。我的结论是:“针麻具有明显镇痛作用，但镇痛不全。”在此之后,我们在麻醉方法及手术操作方面总结了口腔颌面部针麻手术的特点，用于以后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中,并先后以书面形式发表在《针刺麻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以及《口腔颌面外科理论与实践》(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两书中;并在 1979 年北京全国暨国际针麻会议上作过报告。1971年，中美建交前夕，陪同基辛格访华的《纽约时报》著名记者詹姆斯·赖斯顿患急性阑尾炎在北京手术，因腹胀腹痛经针刺症状缓解引起了他的热切关注，在访问上海时还专门到我院来观摩了一次针麻手术。回美国后,由于他的介绍,在美国引发了一次针灸热。

当我看到《健康报》2009年3月26日回忆《基辛格访华时的针灸事件》和《文汇报》2011年4月22 日《针灸在美国生根开花》这两篇报道时,不禁又让我想起这一美好的回忆。我们前前后后做了近 2000 例口腔颌面部针麻手术(牙拔除术除外)，确定了不同手术的穴位处方;肯定了“得气留针”的针麻方法;创立了针麻手术操作原则和规程。我们的科研工作曾获得 1989 年国家医药局科技进步奖。由于麻醉学的进步,目前临床上已很少应用针刺麻醉,但在特殊时期,例如救灾途中,它仍能发挥作用。1976 年唐山大地震时,由于麻醉药紧缺,我们全凭针麻帮助才渡过了第一轮手术难关,至今仍难以忘怀。

思考与创新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外科医师不是依样画葫芦的“开刀匠”,而应该学会思考;思考临床上碰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经过研究后再回到临床去实践,去证明设想是否可行。这就是临床医学中最常见的科研方式，也是医学科学创新的主要形式。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一位老干部因患口腔癌多次手术,多次复发,复发的肿瘤侵犯了颅底，按当时的观念已经无法再次手术了，即使手术也只能从颅外用咬骨钳一点一点地把颅底骨质咬除,但明显这是违背恶性肿瘤手术“整块切除”原则的。我们开始思考,能否像矫治颅面畸形一样，请神经外科医生合作行颅内外联合切除手术,从而达到“整块切除”提高生存率的目的呢?经过研讨手术方案,在尸体上多次进行手术操练,我们终于在 1978 年成功地施行了第一例颅颌面联合切除术。这一手术不但填补了我国口腔颌面部肿瘤颅颌手术的空白，也为侵犯颅底的患者增添了一个可能治愈的方法。经随访,5 年生存率可达 30%以以上。约在同一时期,一位 12 岁左右的儿童患者被收入病房，主诉是颞下颌关节强直术后复发,口张不开,但其父诉说主要的问题却是严重打呼,夜不能寐。当时还没有睡眠监测仪，我只好在她晚上睡眠时在床旁进行实地观察。我惊讶地发现:她躺下后即鼾声大作,之后,出现憋气并突然惊醒,立即坐起,长叹一口气，伴以全身大汗淋漓，采取坐位以后呼吸立即逐步恢复正常。再躺下时又会反复同样发作。经我们的检查和分析,她的下颌骨发育特差,下颌骨明显短小和后缩，加上睡眠时舌后坠致形成明显的上呼吸道阻塞而产生呼吸困难。从而我们决定:必须在施行颞下颌关节成形术的同时行下颌骨前移术,从而达到扩大口咽腔,解除上呼吸道阻塞的目的。

事实证明，患者在手术后不但解决了睡眠呼吸困难问题,而且发育正常,还当上了篮球运动员。现在看来,这是一例典型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由于在实践中的思考与分析,才使我们在国内开创了应用正颌外科技术治疗这类疾病的先例。上述两个实例使我们认识到思考与创新的密切关系。创新必须来自思考，作为临床学术型医师或临床医学科学家必须学会思考,勤于思考当然,创新思维的条件还必须要年轻,年轻才有活力。我的科研成果基本上也都是在 60 岁之前取得的。

“做”说”写”的魅力

在外科学界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一位好的外科医师必须会做、会说,还要会写。”“做”是指要会做手术而且做得漂亮，还要有自己的风格，时有创新。“说”是指要把自己的经验特别是创新的经验推广,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介绍,并传授给学生,使影响扩大;要知道手术方面的发明或创新是没有专利的，不但不能保密,而且还要推广。“写”则是应把这些创新点写到论文或书中，以使全世界的患者都能受益。在这里我想起了有关“写”的一个小经历。1989 年,从教育部介绍来了一位国际委派的进修学者，是当时南斯拉夫籍的 Miodrag Garvic 医师。他说，他到中国的目的是来学习应用显微外科技术整复口腔颌面部缺损。到北京后,教育部给他安排了北京的进修单位，但他不愿意接受，执意指名要到我们科室来。原因是他看了之前我们在美国重建显微外科杂志(J.Reconstr microsurg,1984)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后,才决定来华的。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写”(论文)的重要性。同样,改革开放以来,我科还接待过数 10 余名的国外短期进修的学者。2010 年国际口腔颌面外科医师协会在我科设立了国际口腔颌面外科医师培训基地,应该说,这些都是“做”“说”“写”的结果。(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