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良，工电6555班校友，曾就职于桂林电力电容器厂。
我是在电校63－65级老同学聚会上见到的王伟良校友。他面色红润，总是带着和蔼的笑意，由于腿脚不便，手中拄杖前行。今年４月的这场聚会，是他们这些老同学在疫情之后恢复的首场聚会。
据了解，自他们退休之后，就常常组织老同学每年一次地聚在一起，游玩赏乐，畅叙情谊，至今已过去十个年头。虽然大多都已年逾古稀，但他们依旧老当益壮，在他们爬山的过程中，我搀扶着王伟良校友，同他进行了一场简短的采访，了解到了他拼搏奋进的人生故事。
电校生涯：动手能力的增强
1965年，王伟良来到了电校开始了自己的求学生涯。提起在学校求学的经历，他说，自己是文革前最后一届学生。受文革的影响，自己真正上理论课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大概也就是半年多一点。尽管学习理论的时间比较短，但他对当时学校的校风赞不绝口，“学生的动手能力特别强，这个其他学校都没办法给到我们的。”他还认为学校对学生的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培养比较全面，既有学习能力方面的智力培养，也有动手能力的培养，还有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更有劳动教育。
蔡德泰老师的课程让他印象深刻。当时，蔡老师会在课堂上把发生故障的电动机解剖开，带领学生们找到故障原因，从而让学生了解如何进行电动机的维修。解决故障原因后，再把它组装起来，电机当场就能转动。“我还记得当时一个很形象的动作，就是拿一把很长的螺丝刀放到耳朵上面，去听电动机里面的声响。”他回忆道，“这样讲课就是很生动，一下子就听懂了。”
当时上课的教材都是老师自己编写、油印的。“上课的时候，老师会把要学的几张发给我们，我们都把它装订起来。到今天，当时的电工技师书我还留着。”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当时教授自己物理的老师编写的教材，上面画的示意图都是相当的正规的。“我们电校的老师确实是值得自豪的，他们都是比较注重理论又注重实际，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学得比较好的。”他笑着说。
工厂生涯：始终为大家服务
毕业后，王伟良被分配到了桂林电力电容器厂做工人，从事了6年的电焊工作。虽然是在基层，但他也努力把工作做好。文革结束后，他被调到车间做技术员。1980年，他报名成为了工厂技工学校的老师，从事专业教育。没过多久，他又被调到了工厂劳动工资科，因为自己在车间待的时间比较久，对车间里的整个生产过程的工艺都掌握得比较细。1984年，他又重新回到车间做管理生产的副主任。
“我们就是为大家服务的。”他始终保持着这样的观念。当时，车间共有17个工种。除了个别工种，由于自己专业不熟悉，也担心自己浪费国家原材料，接触不够，其他的工种他都基本能够熟练掌握。有时候，他也会面临着同事的不理解和刁难，但他没有放在心上，只是这样说：“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们提，我们帮你们解决，在政策允许的范围里，或者在我能力范围里帮你解决。我就是为大家服务，多做点事情。”
教育生涯：培养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人才
1980年，王伟良所在工厂为了解决员工子女就业问题，成立了专门的技工学校。他了解到这一消息后，就报名去当老师。经过考试选拔，成绩达到标准以后就到了上海机电工业学校学习了一年，学成归来后在工厂的技工学校里做老师。巧合的是，在他进修学习的上海机电工业学校后来也并入了上海电机学院。
期间，他又短暂地回到工厂从事管理。到了1986年，他又重新被调回教育科，担任技工学校校长。就这样，他开始从事教育工作直到退休。“所以同学看到我的话，都叫我王老师；现在一些朋友同事，看到都称呼我老主任。”
身份的转变没有让他产生不适应的感觉，他始终信奉着“我就是为大家服务的”这一理念。在学校里，他教授给学生和实践动手能力密切相关的知识。当时他开设了一门电工课，向学生们传授如何修理电器、当发现问题后如何排除故障、如何充分发挥产品本身的功能。他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样的做法是在电校的学习生活的浸润之下而产生的。虽然在母校学习的时间不长，但他认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很扎实。来到桂林后，他就将自己在电校学到的经验与智慧，在桂林这所技工学校传播开来。“我最遗憾的就是，在母校上学期间没有经过正规的机械制图学习。”他感叹道，“到现在为止，我画的图拿不出手，草图可以画，但要做正规的画图，我就画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