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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慧

《中国企业报》记者，中企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文学院 2012级新闻班 毕业生

完成此稿时，我刚刚迎来人生的第三个十年。以正式成为一名记者的时间来算，今年是我在新闻行业的第 9 年。这是一份让理想主义者为之兴奋的工作，但它一定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

9 年时间里，我做过不同的尝试——监督报道的调查记者；专访企业家、关注经济议题的财经记者；宏大叙事下，聚焦具体而细微个体的特稿记者……

即便在过去的数年里，在新媒体浪潮冲袭下，记者“无冕之王”的称号逐步弱化，一些“新闻无用”的舆论观充斥社交网络。但我始终觉得，对自己而言，比起重复性较高的工作来说，在当下，这仍旧是一份最好、最值得热爱的工作。它能让我在感性之外，用理性视角不断重构对世界的认知；也让我能够实现超越阶层的对话。

“笨功夫”的行业

大三那年，我去广州实习。一位南方周末的前辈告诉我，记者是要用笨功夫的行业。也是在南周的办公室里，我看到周末把头“埋进”资料堆的实习记者，对着律法，逐条研究。

此后的从业时间里，即使是在大家蜂拥发快讯的时刻，我也牢记他的忠告。2015 年，我告别组队考研的伙伴，只身前往北京。彼时，一批又一批老新闻人相继转行，新闻的黄金时刻眼见着来到尾端。

在北京，我在一家门户网站的原创频道实习。在这里，所有的实习生都被赋以高标准、严要求的新闻标准。国内、国际的新闻，要在第一时间产出深度报道。最快的一次，互联网上一则无来源的传播视频，我在半小时之内核实到了真伪并做了同步采访。官方、民间，除了不停地联系，没有任何快捷键。

2016 年时，我入职了一家新闻资讯类互联网企业的原创部门，针对社会事件做深度报道是彼时我的主要工作。领导是赶上过那段新闻黄金时刻的老记者出身，极具新闻敏感，也有一定的“新闻洁癖”——恪守新闻原则，坚守新闻底线。

出过多次新闻现场，一个最大的感受是保持怀疑，随机应变。某次，我前往北方某城市调查水污染事件。一下车，我和另一位女摄影就被村民围住。在这里，他们深受污染之苦，每个人都向我们分享了具体的事例，比如每天他们要前往 2 公里开外，打两桶生活用水；他们的土地无法种植庄稼等。

听完之后，我决定和摄影前往目的地探个究竟。深秋的夜晚，这个北方小村接近入睡时刻。田间地头没有灯光，偶尔还会冒出难以分辨的动物声，刺鼻的气味果然如村民所说，袭击了我们的鼻腔，采集了相应的素材后，我们就快速跑离了这里。第二天一早，再回到现场时，用手扒开了土地的表层后，我才终于看到了一层红色泥土。生物环境类的知识此前我并不具备，只能是在出发之前做一些紧急补课，比如当地过去几十年的工业情况，某类产业会产生什么样的污染物等。

等走近刺鼻气味的核心区时，一辆轿车拦住了我，他们声称是当地某部门的工作人员，并“邀请”我前往办公室聊聊。转头之际，昨天见过的村民路过，我向他们使眼色求助。最终，我素材收集成功，并顺利返回了酒店。刚放下背包，敲门声应声而起，拒绝开门后，“工作人员”在我隔壁“住下了”。为了确保稿件能够顺利完成，我在房间呆了一天，把这篇报道顺利完成并在第二天一早发回了北京。当天 7 点半，这篇稿件就经领导编辑并全网发布。数日后，当时的一位采访对象告知我，因为报道被关注，当地来了生态环境相关部门的调查组，全面彻查——这一定是记者成就感最充足的高光时刻。

突发报道，突破的第一要义往往是快。社交恐惧、电话恐惧这些借口都不足以是推辞的理由。除了对事件的理性判断，也还要有一些勇气，亦或是要勇谋。从过往地震现场、疫情一线、洪水现场等的新闻一线，都佐证了上述的准则。

某年，北京某高校发生了一起实验室爆炸案。一众媒体都第一时间到了现场，要想在这些本身就以“快”著称的媒体里突围，就需要在笨功夫之外有所“谋”。核心现场被封锁之后，我在周边转，试图寻找一个被忽视的入口。后来，在绕了很久之后，发现了一堵围墙，可以直观地观察到爆炸现场。看了一圈后，发现我唯一可以借助的就是旁边的一辆废弃三轮车，爬上去之后，果然拍到了我们所需的素材，在经几番采访后，在当晚发出了一篇独家报道。

除了一直学习，没有捷径

记者是个杂家，涉猎范围并不固定，除了一直学习、一直写，没有更多的捷径。

从业的时间里，由于选题的不同，往往需要接触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人，唯一能够打破我和采访对象之间的年龄差、身份差、阅历差，就是通过某个领域的快速知识积累而形成的知识库。

简言之，就是做足功课。面对采访对象时，你所抛出的问题，一定是有意义、有分量、有讨论价值的议题。回头看，从业的早期，我几乎很少有完整的休息时间，除了日常的选题工作，剩余的大多数时间大多被用来补课，看同行的报道、行业知识或是社会大背景的了解，包括去超市、打车的时候，也一定可以有一些认知上的积累，让自己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的理解更多一些。

职业性，是在记者行业里更为显性的东西，它游离于职业光环之外，不被情怀所左右。在一个个具体的采访中，它会凸显它的不可替代性。

人物专访尤其如此。在专访时任港交所“一把手”李小加时，需要的是专业的金融知识；在专访地方“一把手”时，对整个社会的更深的理解则是必须的；在对话事件中的人物，又需要记者的共情力……

对记者而言，人物专访是个极具考验的过程。此前的一段“笑谈”是，在做某个对话系列时，我连续把三位地方的“一把手”聊哭了。事实上，我更愿意当成是双方的有效聊天，去了解对方、去更近地走近采访对象的内心，有针对性地去挖掘他一系列境遇背后的逻辑。

某个封面选题的操作中，我问了采访对象一个问题，这是在做他功课准备时，卡住我逻辑闭环建立的关键问题。他游走于商界和学界，和大佬是称兄道弟的伙伴，和村民又“亲如一家人”。我好奇的是，他何以成为现在的他？哪个是真实的他？

他不是个好的采访对象。采访一开始，他就以惯常的口吻回答抛来的问题，严谨、可写。但作为采访者，有种感觉是，他始终没有放下一些什么？在把困扰我重构这条逻辑链时的疑问问出来之后，同行的上级觉得“太冒昧了”。但要完成这篇人物稿，这个问题必须要突破一些“场面尴尬”。也正是这个问题，在采访对象沉默一会后，我们开始了真正、有信息增量的采访。这篇报道最终也以 8000 字长报道的封面予以刊发，成了一篇被采访对象认可、与众多同题采访相比有增量的报道。

在行业多年，我始终难弃的是“新人心态”。在面对不同选题时，经验主义或许能帮助你完成工作量，但学习才是成为一个好记者的关键。很多人会把做报道类比剥洋葱，一层一层，直抵内芯。

走出校园，要成为一名记者前，需要明确的是，自己对这个行业是否是真正的热爱，是否愿意为一篇稿子做大量的沉淀。如果答案足够肯定，那无论外界对行业的舆论观多么“扭曲”，这个行业一定会给你带来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