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姥爷的记忆并不深刻,大概从我记事起他便已病重卧床。姥爷家有个大院子,大到可以放下童年所有美好的梦,院子中间种了好多瓜果蔬菜,小时候我总和哥哥一起摘葡萄吃,边吃边跑,似乎永远跑不到头。现在翻开旧照想重拾回忆,院子却好像也没有记忆中的那么大了。姥爷在家门口开了一间小卖部,房里地面低,大路又高些,站在小卖铺里我是看不到外面的,但要站在外面通过小店开着的小窗买东西却又要稍低些头来,不过这可影响不了我对姥爷家的喜爱,毕竟家里有间小卖部是每个孩子在年少时期最伟大的梦。之后的记忆只剩下些细碎的点滴,姥爷爱看戏,拎着小马扎带着我和哥哥坐在人家搭的戏台下看过几场,台上咿呀的唱腔我俩可听不懂,所以只记得我和哥哥满场子疯跑,估计也叫姥爷头疼了吧。真正了解姥爷,是在一次与舅舅的对话中,这位并未在我记忆里留下太多印象的亲人,从舅舅的口中被讲述出来,感觉像阅读了一本厚重的历史书。
姥爷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忻矿员工,他出生在一个革命烈士家庭,在解放初期他还年幼,亲太姥爷在1947年3月被国民党特务在左云县郭家窑乡拒门堡枪杀了。太姥姥便由组织安排许配给了继太姥爷。当时的年月生活很艰苦,姥爷5岁时便带着小他3岁的弟弟养成了吃苦耐劳、勤快懂事的好家风,13岁的姥爷学习成绩甚优,考入内蒙古包头市工业技校学习。姥爷心中满载着伟大抱负,在校期间,勤奋学习,可当时农村缺少劳动力,为了保障家庭劳动生产,继太姥爷便把姥爷叫回村里半读半农上了一年,最终还是放弃了学业。1967年9月,左云县政府照顾革命烈士子弟,姥爷去左云县当上了借调“四清”干部。1968年1月忻州窑矿去那里招工,他便成为了一名忻矿干部。舅舅说,姥爷一生都是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家庭、事业一直经营得很好,是他用“如何做人”“如何处事”的原则熏陶了舅舅兄妹三人。姥爷也一直孝顺着继太姥爷和太姥姥,逢年过节就为他们二老做新衣服,备好年货送回老家,最后给二位养老送终。难怪我印象里的姥爷总是文绉绉的,走到哪里都穿得板正,步伐踏实稳重,年幼的我同样能感受到姥爷的力量,即便是对他所知甚少也能感觉到他的确是个格外温柔、体面、可靠的人。
姥爷在80年代就干上了“民事调解工作”,曾在工作期间帮助了好多个即将分离的家庭重归于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那时,街邻四舍经常因为琐碎事儿闹纠纷,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就争得脸红耳赤破口大骂,重者还会大打出手,险些酿成大祸。他便带领工作人员一次次去劝和,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多次调解过程中也曾让当事人误解过,可事后经过姥爷的调解工作总能使他们过上平和安稳的日子。工作中不少遇到发生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互殴致使住院,连带了经济赔偿和刑事案件,姥爷为了让他们尽快化解矛盾,便自己把本来挣得不多的工资提前垫付作为赔偿,使他们很快就把怨气化解了。就这样,他自己掏腰包处理案件,自己查资料学习知识,慢慢得到全矿领导和员工家属的认可及信赖,成为了忻矿员工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姥爷因为工作突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予 “民事调解二等奖”的国家级殊荣,之后相继被省厅、大同市和矿区司法部门给予了表彰,还有全国各地法律者的信函请教于他。在他干调解工作的二十多年期间,获得了很多荣誉表彰,家里人也经常有人向他咨询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说一直到他退休以后,也是人们心目中的法律顾问。姥爷心中似乎一直承载着大义与民生,他一生都在努力追求成为一个对社会和人民有用的人。听舅舅说,姥爷最常说的话就是“社会要安定、家庭要和睦……”时光的流沙吹散了那个年代的痕迹,支离破碎的记忆里却仍能拾起姥爷的满腔热血,旧照片封存了姥爷的故事,澄澈的灵魂与澎湃的热情却代代相传。我不敢说一定能成为像姥爷一样的人,像姥爷一样不求回报地奉献自我,但姥爷留下的精神火种早就在我们后辈的心中燃起熊熊烈火。
2009年10月,姥爷在同煤总院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专家说保守治疗也撑不过两个月了,但他凭着坚强的毅力与病魔做斗争,即使到了生命的终点,他也希望能向子女们传递不屈的精神气儿,在将生命又坚持了一年零八个月后的一个周五中午,姥爷安静的走了……在外人看来,姥爷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他始终坚信着自己的生命不止于此,绝不向疾病妥协。但我不敢想象那一年零八个月,他的内心在想着什么,也许是仍有遗憾未能完成,也许是周遭的羁绊让他不舍离去,更或许是心中的责任感让他不敢倒下。总之,姥爷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穷极一生都在书写大义的人,且听姥爷不平凡的一生便已然让吾辈钦佩不已,我也定会把他的故事和精神铭记于心,坚定地传承下去,坚韧不拔、奋发上进,做一名合格的新时代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