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底至8月初，清华大学在北京、上海两地分设考场，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国文试题为陈寅恪所出，一年级新生国文试题由对对子、命题作文和标点古文三部分组成。其中，古文标点并无争议。命题作文题目为“梦游清华园记”，受到一些考生的指责，因与文章关系不大，不涉及。对对子虽然只占十分，却最具争议。
一年级新生对对子的题目是“孙行者”，结果许多考生乱答一气，有对“猪八戒”“牛魔王”“沙和尚”“白骨精”的，甚至有对“王八蛋”的。当时没有全国的统一高考，都是各大学自主命题，清华大学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其入学考试受到外界瞩目，自是意料中事。加之8月份的北平《世界日报》在“读者论坛”围绕清华大学入学考试试题发表了大量读者来信，从而使得这次高考命题变成了一个公共文化事件。
从读者来信分析，既有当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不一定是投考清华的），也有中学语文老师，陈寅恪本人也参加了讨论。从发表的文章看，是赞同的少，反对的多。讨论的焦点是：高考国文试题出对对子合适吗？
反对者的理由是：第一，对对子超出当时教育部规定的考试范围。作者认为，这次入学考试，比封建时代的科举考试还难，科举考试还“有个标准，有个范围”，而“现在明明有教育部规定的高中毕业时的国文标准，而清华大学在这次入学考试的国文题偏要别开生面的出这特殊的出乎教育部规定标准的对对子，真是出人意料之外”。
第二，清华大学招考新生应当不应当出对子？“倘若应当，为何教（育）部不明令规定？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为何不添设这科？”有的更是质问清华大学，“我想出对对子来考入大学的新生这一件事，恐怕是清华大学出题者特创吧！毋奈对对子这一种练习，全国中学课程里都没有，清华大学是国立的大学，乃竟不顾我国中学生所读的课程，似乎在常理之外，焉得不奇！焉得不怪！”
第三，对对子究竟有什么意义？有的说：“以时代意义讲来，作对子就说不通，当然更无须乎说到评判也难得确定的标准。”这个意见还是较为委婉的。偏激一点的甚至说，“对对子究竟有什么用？”“无论对子对得怎样工稳，在现代用以为传达言语表现思想工具的各种文体中能不能占得一个有用的位置？可说是半点用处都没有！”作者认为“根本上对对子就是中国旧日封建社会中的文人不务实际，专意瞎费脑力干着玩儿罢了”，“凡是虚耗光阴枉费气力而无一毫用处的事物，当然绝不可行！因为青年们的时光与脑力是至可宝贵的！”
赞同者则认为，“国文考题，除了作文，标点等等之外，来一点对对子，也并非绝不可行”。有的认为对对子是测验中学生国文程度的好方法。更何况，中学生“会对对子也不在少数”，关键是看对子的难易程度。
出题者的观点如何？《世界日报》8月15日第七版，发表了陈寅恪答记者问，阐明了自己为何出对对子试题。他说：“本大学考试国文一科，原以测验考生国文文法及对中国文字特点之认识……对对子即是最能表现中国文字特点，与文法最有关系之方法”。具体而言，对对子能测验考生对词类之分辨、四声之了解、生字及读书多少、思想如何，这些都“与国文文法有密切之关系，为最根本，最方便，最合理之测验法”。至于对子的评判标准有二，一是文法方面，如平仄词类之对否，二是意思之工否，即思想如何。
许多人认为“孙行者”的最佳答案是“祖冲之”或“胡适之”，其实陈寅恪最属意的是“王引之（清代著名的训诂学家）”，“因王为姓氏，且有王父即祖父之解，恰与孙字对，引字较祖冲之冲字为佳”。
当天的《世界日报》还披露了五花八门、令人啼笑皆非的答案：“对孙行者除王引之，韩退之，胡适之，祖冲之较好者外，普通皆对陈立夫，郁达夫，王献之，周作人，至以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应对极多，甚不通。亦有对以赵飞燕，黄飞虎，郭沫若者。”还有的考生对以“我来也”。最可笑的是有个考生在“孙行者”三字之下大书“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
对于命题所引起的轩然大波，陈寅恪愤愤不平，很长时间余怒未消，在8月17日至傅斯年的函件中道“今日之议论我者，皆痴人说梦，不学无术之徒”，甚至表示“明年清华若仍由弟出试题，则不但仍出对子，且只出对子一种，盖即以对子作国文文法测验也”。
从1932年至今，大学入学考试，再未出过对对子题目。但是高考国（语）文试题究竟应该怎么出？如何测试中学生的国（语）文水平？对联是不是半点用处都没有，是不是已经过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地位？依然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