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札于公元前548年周灵王二十四年，诸樊十三年，封于延陵，号延陵季子。《史记·吴太伯世家》：“十三年，王诸樊卒。有命授弟余祭,欲传以次，必致国于季札而止，以称先王寿梦之意，且嘉季札之义，兄弟皆欲致国，令以渐至焉。季札封于延陵，故号延陵季子。”记述了季札让国而封于延陵之始。季札躬耕延陵成为常州的人文始祖。
吴王寿梦时，国力逐渐强盛。寿梦（？-前561），名乘，字孰姑。他是一位积极有为的君主。《吴越春秋》载：“吴益强，称王。凡从太伯至寿梦之世，与中国时通朝会，而国斯霸焉。”寿梦在位期间，吴国的经济、文化、军事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是寿梦经略吴国的首要任务。吴国通过与鲁成公等中原诸国的会盟，增进了与中原诸国的联系，学习礼乐文明，为北进中原作好文化准备。鲁国乃周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地，据《史记·鲁周公世家第三》记载，成王即位后，“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也因此，“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寿梦与鲁成公会于钟离之时，“深问周公礼乐”。学习中原的礼乐文明。由于礼乐主要成于周公旦，太伯奔吴时尚未有系统的礼乐文明带到吴地。如《左传》“正义”所云：“太伯之时，未能周礼，言治周礼者，谓治其本国歧周之礼，非周公所制礼也。”寿梦与鲁成公之会时对礼乐的感叹，为季札修习礼乐提供了强烈的外部动因。从寿梦观礼乐之窘迫，到季札观乐之从容，相隔时间并不太长，但昭示了吴文化地位的重大变化，这其中季札卓荦的才华与勤勉的学习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
《吴越春秋》记载的钟离之会，多为寿梦“深问礼乐”对于文化差异的感喟。通过盟会，寿梦对于中原礼乐文明虽然仅有初步的了解，但已深切地体会到了礼乐文明是列国交往的必要条件。事实上，能否守礼重义，直接关系到吴国图强求霸的大业。对礼仪文明的了解与运用关系到吴国的兴衰大业。寿梦的努力直接影响了季札，这也是当时被视为蛮夷之邦的季札能够被孔子叹为“吴之习于礼者”的重要动因。吴国因此逐渐成为当时列国之中影响甚大的诸侯国，为其后霸业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司马迁记之“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寿梦开启了吴国交通中原的新的一页。而季札以杰出的资秉与品行，成为吴文化的杰出代表。
季札于公元前544年奉吴王“通嗣君“之命，历聘中原诸国。他观乐论政，以其智慧与独到的艺术鉴赏，谈论国事，体察各国的民风
季札实为中国儒家思想的先行者。季札观乐已昭示了儒家文艺观中最为重要的以诗乐观政、中和之美的端倪。就季札对孔子的影响而言，一方面，孔子明言季札为“习礼者”。而“礼”乃为孔子学术思想的核心之一。孔子之学，前期为礼，后期为仁。另一方面季札的文艺观、诗论都对孔子有直接的启示，其中的“乐而不淫”等关于中和之美的观念，对于儒家诗教具有直接的启示。可见季札又堪称儒家文艺观的先驱。儒家文艺观是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主要内容，制约了中国古代文艺家们对文艺的社会功能、审美境界、审美价值观的认知，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风格。也奠定了季札儒学文艺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内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志士，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秉承着儒学所弘扬的道德风范砥砺前行，生生不息。
（作者为常州市洪亮吉纪念馆原负责人，文史研究学者）
习俗，评点时贤，显示了杰出的政治外交能力，使中原列国对吴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也为吴国成就霸业作了文化辅垫。他先到鲁国国都曲阜，这是周公旦的封地，也是孔子的故乡。接待季札的叔孙豹是春秋最为杰出的外交家之一。有人说季札是春秋时期品鉴诗乐最为全面、系统的贤士，叔孙豹堪称是用《诗》最为娴熟自然的才俊。两人知音相得，其臭如兰。季札在鲁发表的观乐之评，成为春秋时期唯一系统的诗乐批评记载。系统观乐论政始于季札，堪为中国儒家文艺评论之始。
之后，季札聘问齐国会晏婴。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姜尚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建立了齐国。后齐恒公在管仲的辅助下，一匡天下，开启了春秋时期的首霸大业。季札出访时，齐国已弱，正是齐景公即将召回晏婴执掌国政，晏婴施展政治抱负的前夕。齐景公是位好敛重财、穷奢极欲的君王。景公三年的封邑行为，实为大乱之后收拢人心之举，并非由衷的赠封。晏婴听从季札劝告“速纳邑于政”归还封地，季札规劝晏婴强公室以解决私门纷争，以“顺”君维护公室的权威，以图社稷安宁。这是季札强公室政治理念的博大胸怀，是从齐国的国家利益计，可见其仁爱博大坦荡无私的气度与胸襟。
季札聘郑国，会子产。郑国是西周末始封的一个小诸侯国。在春秋诸侯争霸时，郑国在外交依附于晋、楚两强之间，处境艰难。内政，卿族纷争。子产，是郑国的贵族，其祖父为郑穆公。他为郑国执政20余年，是春秋时期著名的贤相。季札由齐至郑，与子产一见如故。季札以吴地贵重的缟带相赠，而子产回赠以郑地贵重的纻衣。当时郑国闹饥荒，正是郑国将要发生纷乱的前一年。季札以敏锐的政治嗅觉，感受到郑国祸难将至的端倪，分析了可能致乱的原因为“执政侈”，对子产行将执政作出了精准的预判。季子对郑国政局的现实判断得到了子产的认同。季札提了“慎之以礼”或“必以礼”是抑制郑国政坛侈靡之风的必要手段。尊礼也是戒奢的重要手段。子产执政重于法，季札规劝子产以礼辅刑。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季札以维护礼乐为志，体现了对社稷安宁的向往。体现了他为政尚俭，礼法相济的治国理念与政治理想。子产在执政之初即以俭为尚，秉之以礼。故此两人一见知音“如旧相识”。
季札两度出聘中原，遍交时贤，使诸侯各国对吴国有了深入的了解，显示了其礼贤尚能的态度。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记载中，季札的言辞与行为体现了其丰富的儒学重视人才的思想。人才关乎国运。季子适卫，说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这是季札于公元前544年历聘诸国中唯一没有提出为政建议，对国情作出无忧之评的国度，只为卫国多贤才理政当国。这些贤才即季札所称的“君子”。可见，笃行慎德、表里如一的“仁而智者”，能使国无忧患，品行高洁、德能兼备的君子是季札理想人才的标准。
季札聘问诸侯列国，谈诗观礼，观乐论政，实为通过政治外交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治国理念与政治理想。
吴国立国初期，太伯因无嗣而兄终弟及，其后都实行严格的子嗣父位的君位继承制度。殷商末年，太伯、仲雍即有让季历而及于文王的先例，这一因贤而让之举也受到了后世的景仰，司马迁因“嘉伯之让”而将吴世家列为第一。这一因贤而改变君位继承制度的特例在寿梦时再一次出现了。这也正是季札三让位的背景。而季札之固辞，最根本的原因
还在于不打破君位继承制的既成制度，亦即季札对诸樊所言：“君，义嗣也，谁敢奸君？”季札执守传统的根本目的是免使因君位继承导致兄弟相残，国政不稳。季札所属守的“节”，既是君位继承传统之“节”，也是免使国家祸乱之“节”。季札以避走延陵而明志，以国家社稷、百姓安宁为重之仁德大义之举，体现了季子最初儒家以民为本，“君为轻，民为重”的思想境界与治国理念。季子诚信仁义，安民为先的儒学观对孔子儒学思想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历史文献对季札有几十年的失载，直到季札晚年时，《左传·哀公十年》（周敬王三十五年，吴王夫差十一年，前485年）又有记载：吴延州来季子救陈，谓子期曰：“二君不务德，而力争诸侯，民何罪焉？我请退，以为子名，务德而安民。”乃还。这是历30年后，已年届九旬的季札再现于史家笔下。颇多争议，孔颖达《正义》：“襄、昭之传称延州来季子者，皆是季札也。此说务德安民是大贤之事，亦当是札，故计迹其年，言虽老犹能将兵也。孙毓以为季子食邑于州来，世称‘延州来’。季子犹赵氏，世称先认为救陈的是季札‘知伯’。延州来季子，或是札之子与孙也。”孔颖达认为救陈的是季札，后又引孙毓之说存疑。杨伯峻认同孙毓之说，对“延州来季子”提出了疑问。认为季札近百龄而能帅师，确实令人存疑。但孔颖达以务德安民乃大贤之事为根据，判断救陈乃季札本人所为。而观史料中言词“二君不务德，而力争诸侯，又确实是一位德劭高望者才能有此斥责两国之君主。救陈之役有吴楚两国多年的恩怨。陈国是处于吴楚间的小国，周敬王十四年（吴王阖闾九年，鲁定公四年，前506年）吴国攻打楚国时，曾派人见陈怀公，希望陈一起攻楚。陈怀公没有附从阖闾。吴王夫差继位战胜越国之后，便于公元前494年发兵入侵陈国。夫差七年（鲁哀公六年，前489年）再度伐陈。楚昭王发兵救陈，病死军中。周敬王三十四年（吴王夫差十年，鲁哀公九年，前486年）楚国发兵攻陈，吴国军队集中于北方齐国。次年冬，季札率兵救陈。北宋苏辙认为，季札救陈的退兵避楚之举与他一生的行谊、德行是完全统一的：春秋之际，世不知义而以权利为贵，虽齐桓、晋文皆以争国成名者也。如子臧反国而致事，事不复见，季子事吴九十余年，观其挂剑于墓，不以死背其心；葬子赢博，不以恩累其志；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盖所以养心者至矣。虽禄之天下有所不受，而况于吴乎？彼其所养者，诚重故也。分析透彻，指出了季札一生以道德修养，以安民为重的儒者风范，廉洁的品行，高义的修为。
儒家思想循礼为先。《礼记·檀弓下》载：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赢、博之间。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敛以时服。既葬而封，广轮掩坎，其高可隐也。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是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详细叙述了季札归吴途中，长子夭亡。在葬子过程中，孔子专程前往观葬，称季札明礼。“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季札葬子之礼，堪称“礼从宜”的典范。据宋人胡仔《孔子编年》记载，自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至齐为高昭子家臣，并与齐景公论政，其后数年均在齐国。据《礼记》《孔子家语》等文献记载，孔子专程观葬礼，足见孔子对季札的尊崇与敬慕。孔子观礼的行为也说明了季札在中国儒学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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