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官方被迫允许可附带一定货物北上，既繁荣了沿岸的商贸活动，南返时还可载客运输，又补贴了漕工的生计。因此，旧漕渠南移是适应漕运商业化的需要。回到筑文成坝来看，漕渠东端的文成坝“障水”所为：在东水门段筑了二道坝，截断后由“新河口”折水南出，经“西飞虹桥”汇流南城濠（即明运河），环而后东入旧漕渠。
需要明确的是，西飞虹桥所跨河道并非新掘河道，该桥时称水平桥，《万历重修常州府志》记：在文成里，跨新河口，相对于原漕渠东水门出口而言，《古今图书集成》记:“明正统十二年（1447）巡抚侍郎周忱始构以木，成化十七年（1481）伐石重修。”文成坝筑了二道坝，利用原来河道形成了一个“三湾”形态。
“三”是个数字，也是虚词，以示多数；“湾”，水曲也。“三湾抵一坝”是自古以来水工实践的积累认知，“裁弯取直”是通过人为水工手段，修正弯道，使河道由长变短，加速水流，降低水位，“由直改弯”是反其道而行之，增加弯道，使河道由短变长，减缓水流，提高水位。
而文成坝“三湾”除了改道汇流漕渠外，致使三河汇流为二河汇流，看不出对涯际合流的明运河产生决定性影响，况且漕渠己经南移，莫非果为“风水”所为？不尽然。漕运航道的两次南移，也意味着随之的水资源分配的重新调整，可以将西来之水看作流入总量，排除增量因素（例潮汐、雨季等），是个常量，东流之水若干河道（甲、乙、丙）的流出之和，与流入的常量相对平衡，若甲占多则乙减少，若乙占多则甲减少，数者间呈零和关系。每次南移，为提升航道，扩大了流量，“不浚，则绝流”，分别分水于大龙嘴的城南濠和小龙嘴的新城濠，皆处于无节制的自流状态，旧漕渠虽有西水关节制，为“国家漕计”，无法获得分配的优先权，从而也无法获得调整前的占用量，趋向减少，“若夫市河，则城市之民所仰以谋生”（唐鹤徵《水利议》），而新城濠汇流于旧漕渠东段会龙桥西，使浅涩的旧漕渠在文成坝有水可“障”。另外，旧漕渠筑的文成坝与新河口形成的矩形，“凡行奠水，磬折以叁伍，欲为渊，则句于矩”（《周礼·考工记》），是指当水流在转弯处修成90度矩形时，会在其外角形成静水区，似乎其时跨河之桥的桥名“水平桥”也反映了这一河段的水文特点，缓流其滞，实质就是对旧漕渠的“节流”，极大的减轻了对市河的商业航行和民生的影响，诚如《康熙常州府志》所云：“武进北濒大江，南介滆湖，东偏震泽，而中以漕渠一带西受镇江、丹阳诸水，绕郡城而东注之，其所蓄泄吐纳不惟国家漕计，特重诸乡旱潦系之”，对此作了最好的诠解。则东水关“启”无益于以节上水，“闭”无损于航船迂行，筑坝填之，在河道水位落差并不悬殊的地域，形成了管用的小“三湾”形态。清杨兆鲁在《疏浚城河议》说：“查文成坝系郡城巽言，万历九年郡守穆公筑二坝，以障直流”，后任“垒土实之，迄今六十余年不免低陷宜以此泥填高数丈。”这是实践证明有效的水工设施，须加以维护。那么，文成坝“三湾”能否担当邵长蘅所主张“宜于丁堰、戚墅堰间，特置一闸”的大任呢？可以看河道图形：其分布宛若伞形骨架，运河主干道如同伞的直柄，若干河道如同小伞骨，支撑在水门桥中心的连接座上。虽然文成坝“三湾”的针对对象不同，其效应亦如部分小伞骨和直柄的关系，只能是部分而不是全部。文成坝“三湾”因河制宜，以其低廉的水工成本，一举托起两河，既维护了开源，又维持了节流。与此，而先于文成坝“三湾”，明正统七年（1442）魏村闸移址五里许重建，选择老德胜河自然的“三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