赝者。在上海车站，俟三日方得返。其间已买正式车票，拥挤不上，明日票作废，故其所费甚钜，体亦疲劳极矣。弟甚觉过意不去，足下勿蹈枕山、企平之辙。迨至冬日，至白家桥会葬当不迟也，以为然否？来书冥中定能鉴及。
此复
敬请近安。弟制钱伯畏、钱叔平顿首。十.八.即八月廿二日。
从中国古人在处理去世于外地亲人遗体的方式上，有一个从单一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更多的是负骨归葬，扶柩归葬相对说来是最少的，因这种方式最符合礼制的规定，但无疑成本也是最高的，一般人无法做到，历史上只有少数人这样做。名山老人晚年所著诗集自命为《海上羞客诗》，寓意自己不能投身战场，托庇于法租界这座孤岛为羞也。老人庇于上海租界，虽获安身之地，但他是深受“华夷之辨”观念浸透的儒家思想者，在文化观念上并不能接受“夷场”（租界）的生活方式，所以魂归故里对于老人来说是至为重要的。而在1944年的冬天，战火尚未停息，扶柩回乡之路注定极为坎坷。当然，只有艰辛才愈加成就孝子之孝。因归葬确属不易，所以归葬构成孝子行迹的重要一环。回乡之路的艰难是可以预见的，后叔平先生在回忆这段回乡之路写道：“是时乘火车极难，唯倭寇及伪官得座位，余皆出死力拥挤，有挤死者，有不得入车厢，立车门外，堕车而死者，有攀登车顶，触车顶架桥而死者，若同行而相失者，失物者，被倭寇或伪巡警鞭挝者，更不计其数。”而叔平先生在信中一段心境尤为感人，信中写道：“弟思庐墓以补子道之缺，不知能办到否，颇不易也。”说明他考虑服丧期间在钱氏先塋旁搭盖小屋居住并守护坟墓，足可见其孝心之诚。同时叔平先生嘱咐徐廷华不必急于来上海吊唁恩师，以免重蹈两位同门的遭遇，拳拳真心令人感动。
三、撰写《先公年谱》
叔平先生于生前撰写了《先公名山年谱》，这是他一生重最为重要的编注，也是一份翔实记录名山老人一生事迹的重要资料，但由于历经了抗战和十年浩劫，其家中所藏手稿已荡然不存。《中国年谱辞典》第671页，已明确叙述了《先公年谱》稿本版的情况，确由上海图书馆所藏，约有3.2万字，无奈时光飞逝斗转星移，上图所藏稿本至今仍不见踪影。稍显欣慰的是，民国《武进日报》从1945年4月开始连载《先公年谱》，但由于多种原因《武进日报》发行量较少，距今所见仅有三张旧报刊中留下了年谱的只言片语。觅得年谱一事，是钱氏后人多年来的夙愿，而这次离的那么近了，却又感觉咫尺天涯，就名山老人一生而言，空缺环节仍然不少，比如名山老人自1903年中进士后，在京的这段经历及交游就知之甚少，而年谱完全可弥补这一空白，但不知年谱尚在天壤之间否，更待有缘人寻得新的线索。
四、结语
2024年是名山老人去世的第八十个年头，在这周年之际叔平先生的孙辈齐心修缮了名山老人墓地，可见叔平先生遗风未尽矣。我对叔平先生抱有崇高的敬仰之情。近年来，倾力搜集到叔平先生及其夫人汪萱的诗文若干，将来可补遗且丰富《平安室遗稿》，也算是我略尽了绵薄之力。
（作者为常州吴文化研究会会员、谢稚柳书画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