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1902-1988)是我国著名文学家。1924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代表作有小说《八骏图》《边城》《长河》《月下小景》等，散文《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1931年8月至1933年8月，任国立山东大学讲师，讲授《高级作文》《中国小说史》等课程。期间完成《八骏图》《月下小景》系列文学名著。
沈从文格外重友情，对朋友真诚，乐于帮助，其扶掖文学青年朱雯传为文坛佳话。1932年5月，朱雯和罗洪在上海举行婚礼，在国立山东大学教书的沈从文发去热情洋溢、风趣幽默的贺信，为婚礼增添了欢乐的气氛，留下了精彩的瞬间。沈从文与朱雯保持长达六十年的友情，从创作到生活都给了朱雯热情的教导。
朱雯（1911～1994），笔名王坟，文学家、翻译家。上海松江人。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历任江苏省立松江中学、广西省立桂林高级中学教师，上海法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1928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动乱一年》，散文集《百花洲畔》《烽鼓集》，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等；上世纪40年代转入翻译，主要译作有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三部曲，还有《凯旋门》《流亡曲》《生死存亡的年代》《彼得大帝》《三个伙伴》《里斯本之夜》等。1999年《往事如烟》（与罗洪合著）出版。
1928年，朱雯考入苏州东吴大学文学院，在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作家的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1929年出版了第一部描写乡村人们生活的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被沈从文誉为与“冯文炳君作风上，具同一趋向”。朱雯晚年回忆起沈从文对自己的帮助，深情地说：
我很早就爱好文艺，在1928年前后，特别爱读沈从文的作品，可以说就是在这些作品的启迪下，我才开始新文艺的习作。我最初写作的几篇小说，几乎都是对沈从文作品的幼稚的模仿。后来出于仰慕，我冒昧地写信给他，一方面倾诉我对他的崇敬，一方面也向他真诚地求教。他没有让一个年轻人失望，总是给我以恳挚的答复，在他那些几百字、近千字的长信里，总是不厌不倦地指点我怎样创作、怎样做人，使我受益终身。
1929年秋，朱雯与陶亢德、邵宗汉成立了白华文艺研究社，并于当年11月11日创刊了《白华》旬刊，朱雯为编辑，曾朴、沈从文、赵景深等人为特约撰稿人，1930年春停刊，共出8期。《白华》的创刊，打破了苏州冷寂的新文学文坛，突破了鸳鸯蝴蝶派占据苏州文坛的藩篱，给苏州陈腐的文气带来新文学的空气。《白华》不仅提升了朱雯的知名度，使他在文坛有了更广泛更深入的交往，更因此而认识了他生命的另一半罗洪。
罗洪（1910～2017）原名姚自珍，笔名罗洪，上海松江人，著名作家。1929年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1930年起开始发表作品。抗日战争爆发后离沪，直至胜利后才重返上海。曾为《正言报》编辑副刊《草原》与《读书生活》。1947年后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徐汇女中任教。1953年后，在《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杂志担任编辑直至退休。先后出版《儿童节》《腐鼠集》《这时代》《践踏的喜悦》等短篇小说、特写集12本，《春王正月》《孤岛时代》《孤岛岁月》长篇小说3部，以及散文集一种。2006年出版《罗洪文集》3卷。
1929年，罗洪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回家乡在松江第一高级小学任教，开始了文学创作。
1930年初，罗洪从别的杂志上看到了《白华》旬刊含有目录的广告，便致函编辑部想订阅。随后，罗洪收到《白华》编辑部的回信，称杂志可能近期有变动，暂不收新的订户，但仍欢迎投稿，附信还寄来了两期《白华》旬刊。罗洪如约寄去随笔《在无聊的时候》。半个月后，罗洪收到《白华》主编朱雯的来信，信中说《白华》因经济困难决定停刊，稿件已转《真善美》杂志。朱雯在信中告诉罗洪自己也是松江人，这应该是朱、罗两人正式通信之始。
4月，朱雯利用学校放春假，从苏州回松江，与罗洪在松江名胜醉白池正式见了面,朱雯以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相赠。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感情也因此迅速升温。当晚，朱雯给罗洪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还提出，将两人的书信往来编一本通信集，朱雯建议：“我拟书名为《从恋爱到文学》，内容系间接地描写一个青年作家和一位女作家从文学到恋爱的步骤。”4月30日，罗洪写给朱雯的信中，已开始谈情说爱了：“我以为我们的爱是永无穷极、没有尽期的，好比学问一样。”“仔细分析一下，觉得我们之间的爱的因素是‘同志’，是志同道合……”
5月，经朱雯推荐,罗洪的随笔《在无聊的时候》在《真善美》月刊发表，成为罗洪的处女作。10月，罗洪又在该刊发表第一篇小说《不等边》，由此走上了文学道路。
因朱雯、罗洪相隔苏州、松江两地，他们靠书信互吐心声，谈文学、谈哲学、谈理想、谈对人生的执着追求。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情书竟达109封，于1931年9月结集为《从文学到恋爱》，由乐华图书公司出版。
沈从文对朱雯非常关心，除了指点文学创作外，沈从文1930年夏给朱雯的一封信中，还劝他“冒点险去结婚”。
喜气洋洋之中，不知谁问了一句：“怎么沈从文还没来？”新郎朱雯闻声，掏出沈从文的贺信说：“沈先生在青岛，来不了了，昨天收到他发来的贺信，我给大家念念。”
贺喜你，新婚以后日子过得很好。你那喜柬若发去一份就预备了一份喜酒，我倒很希望我的那一份你先留下，等到我六月来上海看你的新家时再吃。办喜事的一天一定十分热闹，可惜得很，不能看看作新郎的神气。
沈从文信中竟然写了两年前赵景深与李希同结婚行礼时的窘态。朱雯看了一眼赵景深，说道，“沈先生说到你了”。
上两年赵景深做新郎时，倒很有趣味，人胖胖的穿上什么铺子里租来的礼服，为了临时找寻一颗扣子或一根皮带，许多人乱乱地各处走去，新郎只是向裤带边一个口袋里掏手巾，搽脸上的汗水，又仅只把头昂起扭到一边去，似乎很为那一条硬领子折磨到下巴。过一会儿，外边放起炮来了，打锣了，吹洋号打洋鼓了，可不知谁还逼到他去在大堂上像做诗一样赞美太太两句话，他也居然还记得从他荷花集子上寻出几句很妙的话，且引了周作人几句话。到后，自然就轮到一边奏乐一边吃酒那一件事了。看了这么一回，到如今还觉得比他的小说生动有趣味。从那个故事想到你们结婚，也一定是很使人快乐的。
赵景深与沈从文先后任教于中国公学。沈从文的恋人张兆和是赵景深的学生，赵景深曾教过她的“小说原理”和“现代文学”课程。1929年，赵景深的妻子不幸病故。一年后与北新书局总经理李小峰的妹妹李希同再婚。在赵景深第二次结婚前后，沈从文与之频繁通信，赵景深回忆道：“此后又因同是写作现代中国作家的评论文字的缘故，使得我们的友谊很痛快地接近。在一个黄昏，他和他的妹妹岳萌来访，这情景我是至今还记得的。他好像穿了一件酱色的哔叽长衫，手的轻扬，口的微启，每一个举动都是文雅的！岳萌很矮小，羞涩地低着头，朦胧的夜色掩住了她的面容。他不大说话，也许还是第一次会晤的缘故吧。”（赵景深：《记沈从文》，载《十日杂志》1935年创刊号）正是因为熟悉，所以沈从文在贺信中对他善意地调侃一番，也让人们领略了沈从文速写人物的功力，寥寥几行文字，赵景深一副忠厚老实的神态活灵活现。借此，沈从文又以同样热烈美好的感情祝福朱雯夫妇。朱雯继续念道：
将来预备住到上海，还是仍然到苏州去？若果两个人不缺少那种方便，在这样满地是花的春天，到北京去一次，倒不是一个无意思的旅行。人家都说在青岛过蜜月丈夫可更温柔一点，太太也可以更快乐一点：你们是那么年轻幸福的人，若来青岛恐怕会受天所妒嫉，成天给你一次雨，一堆雾，一阵风。青岛这地方，就正像是知道春天有许多年青人结婚，都不忘记青岛去各处很近，地方又静，一定有人要预备来玩玩的，所以长年气候都极好，就只这个春天，一大堆日子，极坏极糟。这里的夏天是可以来玩玩的，海同天不可形容的各种颜色，使人十分和平。（谭正璧编《古今尺牍选注之三，当代尺牍选注》）沈从文的贺信幽默、风趣，句子很隽，有着沈氏特有的风格。信的最后一句是充满诗情的祝福：“天保佑你们，此后尽是两张笑脸过日子。”客人们抢着看贺信、读贺信，忍俊不止，笑成一团，一派欢腾热闹的场面。
朱雯与沈从文从1929年相识，两人见面机会很少，主要靠通信，保持了六十年的友情。他对沈从文怀有感恩之情，念及过往，朱雯在致沈从文的信中（1982年11月29日），深情地写道：
当我还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在苏州东吴大学念书，就爱好文艺，特别喜欢您写的小说。正是在大作的启示下，我开始了最初的习作。1929年我用“王坟”这一笔名出版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多半是对您作品的幼稚的模仿。后来出于敬仰，我冒昧地给您写信，向您请教，承您不弃，每次都给我词意恳挚的答复。那时您写作很忙，身体又不是挺好，可是您总是有问必答，有答必详，在那些数百字甚至上千字的长信里，又总是诲尔谆谆，不厌不倦，从创作到生活，给我以那么热情的教导。那些长信，也深深地启发了罗洪，使她在后来的创作道路上，留下了若干值得自己回顾的脚印。可惜那些珍贵的来信，都在抗日战火中全部给烧毁了。如果那些信札(我估计有五六万字)能够保存到今天，那该是一部不仅对我、而且对所有的年青人多么有意义、有价值的创作和生活的教科书啊！（来自段勇编《文字的温情名家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