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别号“醉吟居士”。从其字便可见其父母对于白居易一生的美好愿景：乐知天命。其号是自取的，因与香山寺诸位禅师来往颇多，自觉已纳入香山寺，便借寺名以记之。白居易为圆寂得道的高僧撰写塔铭（取“晨钟暮鼓”意，古时圆寂僧人大多垒塔筑墓，午时之前圆寂者修钟型，后者则为鼓型），其中《佛光和尚真赞》就记载了其为陆姓，号如满的和尚写赞而成文。“温然言语，嶷然风神。师身自假，师心是真。但学师心，勿观师身。”寥寥数语，得道高僧那飘飘欲仙的形象便跃然纸上。
白居易出身小官宦家庭，幼年至青年时曾有过一段困苦经历，这造就了他与底层人民毫无距离的道德观念。那时候，平民百姓中流行着佛教忍受苦难、救赎众生的思想，“今生受苦，来世幸福”的观念由此也被白居易所接受和推行。同时，从《与元九书》中我们不难看出，白居易受到当时作为主流的儒家思想影响，仍然选择考取功名、入职仕途，渴望在政治舞台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为底层人民造福。同一时期，作者书写了《养竹记》：“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实焉。”借竹隐晦言明了作者的政治志向。
然而，白居易的仕途走得并不顺利。他毫无顾忌、直言进谏的态度损坏了一众奸臣的利益，过于直白的谏言方式也引起了皇帝的反感。最终白居易几经辗转终是被贬，发配江州，任命为江州司马。后又在杭州、苏州任职，步步远离了政治权力的中心。这时，白居易心中的天平逐渐从儒教偏向了道教、佛教，其理想也从达济天下变成了独善其身。在被贬谪期间，他游玩山水，留下了《庐山草堂记》等名篇，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跳脱俗世、乐知天命、渴望回归自然的避世思想。但是他的思想仍保有儒教的痕迹，故当其看到江上琴女独拨弦的孤独寂寥时，内心的苦楚自然而然流露出。伴着那江边残月，那句流传千古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应运而生。
白居易皈依佛门离不开一位僧人的开拨点化。传闻白居易遭贬谪，抵达杭州后，常常出门亲近自然以排解内心的苦闷。有次他深入古松林，见一人如鸟巢般盘坐在枝丫上，白居易上前请教：何为佛法？
鸟巢禅师是这样的回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白居易深思后，便明白了佛法追求返璞归真、质朴无华的本质。不必苛求佛法为何，只要用觉悟的看法对待生活就是领悟佛法的过程，恍觉般若。
白居易的诗歌散文也随着他思想的转变而不断变化。当他信仰儒教将天下作为己任的时候，大多以讽喻诗为主，批判官僚，同情百姓；而当他被现实打击后，信仰佛道教的他将文学创作的重点转移到了闲适的生活上。但是白居易一边同情着百姓，一边却不得不依靠着官府所发俸禄得以维持着奢靡的闲适自得的隐居生活，这种现状让白居易备受同僚甚至后世的怀疑谩骂，更是让白居易心中不可抑制的产生了一种“知愧心”，而这种矛盾挣扎的状态让他的情绪如同一艘在汪洋大海中无法掌舵的船，忐忑不安充斥满他的胸膛，而长途跋涉的路途加之心情抑郁也致使白居易的身体产生病痛。在这种状态下，他不得不寄希望于佛教，通过佛教寻求自己内心的解脱，妄图从内心的挣扎中挣脱出来，也盼望通过佛教使他从身体病痛中解脱出来。
《与朱九书》中透露出了白居易年少时的居住环境之恶劣：“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又自悲矣。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赋。”年少时期的恶劣环境导致了白居易陈苛多病的老状，白居易崇尚佛教还怀了借助学佛吃斋强健身体，以求延年益寿的目的。他在《仲夏月斋戒》中就提出了吃斋念佛可以使得自己“心骨爽”“行翩翩”“脱病患”“久成神”等多多益处。
虽然关于白居易讲信佛教争议颇多，但是无法否认白居易在文学、宗教、政治上的杰出贡献。唐朝一改前朝各宗教之间相互压轧的现象，各宗教内部，各宗教之间都开始慢慢出现融合迹象，并越演越烈。白居易前入南禅后入北禅，老年又追求净土，即弥陀净土和弥勒净土，但是可贵的是白居易并没有刻意区分各家春秋，而是融合贯通，推动了唐朝三教并行的实现，尤其对于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无与伦比的推动作用。
白居易在历史上的影响之大是不可估量的。他的佛教乐观，乐知天命的思想对后世王禹偁、苏轼、欧阳修等文人墨客起到了模范作用。在七十五个岁岁年年里，佛教可谓纵横了白居易的一生。在其老年所著《醉吟先生传》：“由是得以梦身世，云富贵，幕席天地，瞬息百年。”是香山居士对于自己的一生最好的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