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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5月，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上海半淞园聚会，欢送次日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左起：萧三、熊光楚、李思安、欧阳泽、陈赞周、陈纯粹、毛泽东、彭璜、刘明俨、魏璧、劳君展、周敦祥。

自我超越，是贯穿毛泽东一生的人格特征。在《沁园春·雪》中，毛泽东傲视着自古以来的帝王，写下“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言壮语。这种超越，是将古今智慧博采众长、内化于心；超越，是在新形势来临后的自我革新，不自满，不停滞。毛泽东的这种自我超越意识，小到热爱体育锻炼、注重磨炼意志，大到不断发起革命、重写民族历史，都有所体现。

为何走出韶山

1893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他的父亲毛顺生仅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将家庭的经济状况从贫农升为富农，成为韶山冲数得上的财东。他自然希望培养毛泽东成为与他一样勤俭持家、精于致富的务农能手。田间劳动与商业经营的从小参与，养成了毛泽东朴实、勤劳的品性，以及熟知农务、能言善道的本领。

然而，随着毛泽东年龄的增长，两人却常有冲突。毛泽东意识到，父亲的致富逻辑不符合道德良心。毛顺生将劳作与节俭获得的剩余，用于买地、放贷、高价乘危出卖余粮以扩张资本。他反对妻子接济穷困者，趁堂兄家遭遇不测时不顾情面买进田产，只顾发财，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这种致富方式并不违背乡间常理，甚至因提高了社会地位才受到鼓舞。或许是由于天性，也或许是受信佛的母亲影响，年龄尚小的毛泽东具有一定的悲悯情怀，从道义上就无法接受这种自我中心、“损人利己”的致富逻辑。终其一生，他都不断警觉小利追逐、“小富即安”对朴实品质的侵扰。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胸怀天下与父亲子承父业的设想产生了巨大冲突。毛顺生并不愚钝，但过于精明，难免格局不够大，常将身边事从日常算计的维度予以盘算。而毛泽东却从书本中了解到更为广阔的世界以及亟待拯救的问题。走出韶山冲，是毛泽东人格独立与思想觉醒的必经之路，也是救国道路的开始。

“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

毛泽东在求学之路上受过多名恩师的言传身教与赏识帮助，影响最深远的当属杨昌济。杨昌济是中国第一批打通传统理学与西方伦理学的学者，将西方的学术主张注入宋明理学的修身教导之中，帮助毛泽东建立了一整套从修身观世再到救世的伦理观，例如，杨昌济注重“立志”，以此为自编教材《论语类钞》的首章，在解释中注入西方个人主义伦理学的要素：“吾国伦理学说，最重个人之独立”“豪杰能转移世运，而不为世运所转移”“君子当积诚立行，以回易世俗之耳目，而转移其风气，不当随俗苟且，临深为高，而自息其学行。”毛泽东在书信中谈及“立志”受杨师影响，认为今人所谓“立志”多是羡慕他人成功而加以模仿，真正的立志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西式的独立思考精神与儒家的肩负天下情怀，在这一主张中得到了巧妙的结合。

杨昌济崇尚宋学的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品格，忌讳腐儒的心性空谈，支持学生以所学救世，提倡轩昂磊落的进取实践。在救国方案上，杨昌济主张“圣贤醒世-教育救国”的方案。他认为，当前奸恶当道是由于民众无知，需要有德之君子熏陶感化，以教育多造善良分子，自然可使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善者得势，则不善者自退处无权”。他本人多次拒绝了谭延闿、杨度、章士钊等名流的任职的邀请。青年毛泽东遵循“圣贤醒世-教育救国”为思想起点，毕业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

然而，洁身自好、羞于与肮脏政界为伍的另一面，是现实政治中的自我边缘化。青年毛泽东在实践失败中也意识到清高不可行，同师门的蔡和森在1918年的信件中也不断激励他承担投身政治的重任。“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不计小己之利害。”“不妨与鸡鹜争食，不妨与猪狗同槽；对于首恶则奋斗，对于从恶则收容，以万恶为肥料，为化学原料，而我辈为农夫为化学家；失败则于志无伤，成功则万世蒙其利。”从知识分子转变为学生运动的组织者，是毛泽东对恩师的一次超越，也是对于个人思考与实践模式的一次关键性的自我超越。

学生领袖如何学做政治领袖

超越陈独秀的境界，是青年毛泽东从“政治雏鹰”走向成熟的一个关键环节。在思想上，毛泽东从教育救国、以文醒世的民主主义者到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再到马列主义者，两次转变都是紧随陈独秀而完成的。在组织上，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领袖，经新文化运动时已有无可匹敌的权威。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自称，由于“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结果在自身意见与中央不合时并未十分坚持。这种因权威而产生的自我怀疑，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了青年毛泽东身上。

建党初期，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与陈独秀的帮助开展了党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学生运动以及工人运动，从党报党刊学习理论动态，陈独秀也多次表扬湖南的出色成绩。中共三大后，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辅助陈独秀展开工作。半余年的朝夕相处，毛泽东近身了解了陈独秀的思维处事与领导作风，对陈独秀的火山脾气颇有体会。据罗章龙回忆，马林提议，由党命规定通告须由中央联署，否则无效，以防独断专断，毛泽东附议，陈独秀不以为然。一次争吵休会后，毛泽东提议以后开会都不许发脾气，众人附议立为公约。但这些冲突并未减损二人的关系，晚年毛泽东还称赞陈独秀领导下的工作开展“生动活泼”“一般说没有教条主义”。

真正令此后毛泽东难以释怀，但凡言及陈独秀专制必然提起的，是在农民问题上的分歧。毛泽东在不同场合提及过，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报刊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批评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工人成分不足而农民成分过多，因湖南农民运动“过火”“幼稚”而问责。受共产国际以及自身思想资源的影响，陈独秀难以容忍农民革命伴随的非革命行为，要求农民运动不干扰北伐的统一战线。

相对应的是，毛泽东扎根过农家，明白农民迫切的生存需求以及运动中的“翻身”心理，因而更侧重于保全农民的革命热情。相较于打好笔墨官司，取悦国际使者，用心统一战线等他人眼中陈独秀的工作重心，“疾风骤雨”式的农民运动在青年毛泽东看来，更贴近于政治革命。“七一五政变”后，国共第一次合作全面破裂，白色恐怖日益加剧，中共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党过去的被动状态、对农民运动的限制以及“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颇，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而后，毛泽东开启了领导工农武装的一系列新挑战，与陈独秀渐行渐远了。与前两次超越不同的是，这一次的超越得以完成，积极调用了从生父中习得的乡土信任以及杨师传授的外王醒世的思路。毛泽东也完成了青年时期最后一步关键的自我超越，此前积淀的思想因子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怦然欲发，跃跃欲试了。

毛泽东一生对于权威有着复杂的心理，他既仰慕并学习其中优长，同时又不甘止步于既有束缚，渴望予以超越。这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气或“大丈夫当如是也”的野心，而实际上是一种对自身已掌握能力的自我超越。对毛泽东而言，这一“自我”，不仅是自身个体，也是民族与文明积淀意义上的“自我”。这种自我超越意识构成了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线索。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