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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杰文，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日本东京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曾兼任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古代文学史料研究会会长。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名家”等称号。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史研究，在先秦诸子研究和经学史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著作20余种，主持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十数项，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重大成果奖、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等十数项。目前主持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全球汉籍合璧工程”，任工程首席专家。

       目前党和国家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架构中国学术体系高度重视，中华文明认知体系即是其中一个重大课题。

　　一、中华文明三大认知体系总说

　　“认知”是一个人跟外界通过感官、思维或其它各种渠道的接触所获得的东西，是一个有机整体。中华文明认知体系，从“关系”角度而言，可以分为三大板块：探索自然奥秘及为人所用的“天人之学”、研究人际关系以维系社会运行的“人人之学”以及揭示生死关系的“生往之学”。其中，人人之学的产生与黄河流域原始农业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天人之学的产生与长江流域采矿冶制原始手工业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生往之学的产生应该与东部海滨外海交通有关联。

　　二、生往之学的建构与发展

　　生往之学在秦前有三大热点：齐生死、求仙药、追厚生。春秋时期神民易位，私田大增使人得到重视，于是有了孔子“性相近”、孟子“人性善”、慎子至荀子的“人性恶”等诸多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催生了对生死观念的讨论，出现了对死亡的恐惧。
　　齐景公曾“北临其国城而流涕”，叹人生匆匆逝去。随后出现燕齐方士的“长生说”：见东海仙人，得仙药。“长生说”的产生有着深远的文化背景。我国东部沿海航海业的起步是很早的，考古界在山东长岛一带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榫口整齐的船体残骸和与今相差无几的船桨以及沉入海底的石锚便说明了这一点。发达的航海业带来了形形色色的海外传说：东海之外，“有大人之国”，“有小人国”，“有蒍国”，“有君子之国”，“有司幽之国”，“有白民之国”……有“日月所出”的大言山、明星山等，有人面鸟身的海神禺号，有浴日的汤谷，有出日的扶木，从而构成了一个神秘莫测的海外世界。种种古人不可理解的自然现象，更增加了这个海外世界的神秘性：海水为什么“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为什么大海“春秋不变，水旱不知”？为什么太阳和月亮在西方沉没后又从东海升起来？是什么东西使东海具有这种千秋万代不变其形、使太阳月亮“死而复育”的神性呢？
　　由此他们幼稚地推论出：这个海外世界中存在着一种长生不死药。于是，东部海滨便产生了种种不死药的传说：“祖洲近在东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万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长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当时活也。服之令人长生。”“元洲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南岸十万里。上有五芝玄涧，涧水如蜜浆，饮之长生，与天地相毕。服此五芝，亦得长生不死。亦多仙家。”（《龙鱼河图》，见《太平御览》卷五十九）在这些传说的吸引下，不死药进入执政者的视野，曾数次与晏子讨论生死问题，为“去此堂堂国者而死”而悲叹流涕的齐景公，便不辞浪涛颠簸之苦，数月在海上巡游，冀有所遇。长生不老奇药的传说也启发了庄子的“等生死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然而，求仙、找仙药、求长生等这都不是老百姓能做的，所以老百姓在艰难生活中，尤其在两汉之交，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之中十分困苦，特别是没有临终关怀，这样就给佛教的传入留下了一个文化空间。传统生往认知学说特别是“生死论”过早被佛教学说替代是由于本土文化的缺失，导致外来文化进入，以填补生命恐惧、临终关怀的空白。

　　三、人人之学的建构与发展

　　人人之学最早由周公等奠基。周人灭殷之后面临两大社会思想文化问题：第一，周人是否有作为天之子的资格？第二，若殷周同有资格，那么为何前者被取代？为了回应这两个问题，周公等宣扬“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并提出“天命靡常，唯德是辅”。这一学说带来两方面的社会效应。一方面周人在“唯德是辅”政治观念下，在治理思想方面生成以“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为主要内容的“德政文化”说，成为后代王朝追慕的政治理念；在治理措施方面产生训诫系统，告诫君王必须修德，成为后代王朝效仿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唯德是辅”学说强调观民知德，引导周后代君王追求“敬德保民”，逐步推动由人取代神，引发了社会信仰和社会生产的重大变化。天子脱离神性束缚而享乐，诸侯大夫效仿而僭越，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动荡、生活腐化。
　　面对这样的局面，孔子接续重讲周公“德政”，提出要“合礼”，要做“仁人”，要做到“其身正”，要恢复周礼作为治世策略。孔子将礼分为“伦理”和“仪礼”，强调“克己复礼”，将礼与仁由“孝”统一起来而倡导“修齐治平”的治理模式，用道德感化稳定家庭进而稳定社会。后至西汉中期，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以及对外征战的需要，传统的“父母在，不远游”的孝悌之道开始变得不合时宜，董仲舒融合两大文化系统理论对这一学说加以重新解释而为刘氏执政集团所接受，最终辉煌至今。
　　总的来讲，人人之学就是执政者注重“为政以德”，强调“修齐治平”，也就是“稳定家庭”以稳定社会的治理模式。这一治理思想被历代执政者所接受，逐渐演化成了我们的“人人之学”。

　　四、天人之学的建构与发展

　　天人之学的产生则与长江流域的采矿、冶炼、铸造等原始手工业生产方式密切相关。考古界证明的中华文化的发源有两大中心，一个是黄河流域，原始农业社会的发源；第二个是长江流域，冶炼铸造的发源。长江流域青铜冶炼铸造制作系列遗址、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显示出的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和黄金冶炼加工技术，“江南青铜王国”江西新干县大洋洲遗址等考古发现以及“墨经四篇”中的数学、物理等墨家科技理论，“城守十一篇”中的连弩车、转射机、赣车等墨家军备产品等，无一不展示着中国早期天人之学的超前水平。

　　五、“李约瑟之问”与中国古科技生态

　　李约瑟在写了15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十分发达，但是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的实验科学？这一问题被称为“李约瑟之问”。也就是说古代中国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世的中国发生？我们可以借用“生态”的理念，从“科技生态”的视角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是思想原因，原始的农业生产方式造就了儒家重视经验、“往后看”的思维方式，以及小农经济催生的“内求”而不“外借”的思想的影响。第二个是政治原因，儒学主导下的执政者对科技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缺乏认识，农业社会传承一直重农业，抑商、压制商人，以“奇技淫巧”坏民心视之，因而科技发展缺乏足够的政策支持、利益引导。第三个是方法论的原因，儒学古文经学实证寻源方法的桎梏使得科技发展从方法论层面出现了问题。举一个反例，在今文经学方法复兴的中唐至宋代，火药逐渐被广泛用于军事。唐代孙思邈总结出硫磺伏火法配方，唐昭宗天佑元年（公元904年）军队用“发机飞火”，被认为是土火箭……这都证明了在今文经学方法复兴的时代，中国科技往往都会向前发展。

　　六、三大认知体系命运的启示

　　科技是生产力，政府支持是关键；要理解儒家稳定社会治世理念的局限，在科技发展上积极“向前看”而非一味“向后看”，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应该营造重科技的社会风气。只要有文化缺失就有外来文化填补，落后就要挨打，想要文化进步、科技超前，培养创新性思维是关键之一；进行创新性研究时，要做到“新材料、新主题、新角度”，要做到“三新”，首先要敏悟。
　　在创新性研究的过程中，要重视对基本资料的收集、辨伪，尽可能全面地搜集研究对象所关涉的文献资料，然后加以分类、比对、分析、概括、升华出新的学术观点，再进行考证、分析、论述，展示出研究对象的面貌与特点；重视将研究对象放在具体时空环境中进行研究。先考证确定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具体时间点，考察研究对象所处空间位置的社会状况、文化思潮以及个人（含家族）原因对研究对象形态、特点成为“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的影响，从而使得研究成果更加丰满、研究结论更加深刻；重视对古代学术的完整认识，去作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常常以“敏悟”发现别人难以发现的“研究点”，往往能得出常人意想不到的结论。
　　（本文根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系列专题学术讲座第五讲整理，整理人：人文社科研究院 胡玉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