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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第二结合”深入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相互成就的历史经验，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规律，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全面把握“第二个结合”，对于坚持好守护好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个结合”是在“第一个结合”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内在规律的揭示。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看，历史文化无疑也是特定的民族或国家具体实际在观念层面的体现，“第二个结合”由此蕴含于“第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中。

之所以要把“第二个结合”独立出来与“第一个结合”并列，就在于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并把这一经验性认识上升为规律性认识。

回顾百年来党的理论探索历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不过“第二个结合”没有在理论上被明确概括出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 2014 年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到 2021 年在福建武夷山考察时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到 2023 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集中阐发“第二个结合”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文化逻辑的把握实现了从自发走向自觉的重大转变。

“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使中华文化成为现代的，最终形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文化生命体。从这一文化生命体反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百年历史，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融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思想历程、精神意蕴和价值指向。

“第二个结合”的“形”“神”兼备，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断深化。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不同时空背景，但二者在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上却具有超越时空的契合性。在近代，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及其殖民扩张政策的深刻批判，适应了中国改变自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命运的需要，成为中国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在早期译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常常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相似概念来类比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如，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和近世的社会主义具有相同立足点，孙中山先生认为井田制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滥觞。这为中国人早期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供了方便门径。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也促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从外在的形式比附走向内在的思想融通。例如，毛泽东借用《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的“实事求是”来表达辩证唯物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原则；用传统文化的“知”“行”关系来阐述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性；通过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来认识共产主义。再如，邓小平用“小康社会”这一传统文化概念，来描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介于温饱和富裕的阶段。又如，习近平总书记所阐述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政权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群众观，以及“胸怀天下”的国际观，生动而深刻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国家观以及世界历史理论，彰显了中国人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自信自立，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达到“形”“神”兼备的状态

第二个结合”明“体”达“用”，铸就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结构。

在近代以来东西文明交流碰撞的过程中，出现了有关中西文化之间能不能融合以及如何融合的讨论。核心问题就是到底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来吸收西方文化，还是以西方文化为本位来改造中国文化，由此形成了“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等观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最终达到由用至体、明体达用境界的过程。如果说“第一个结合”主要体现为同中国具体国情相适应、着力于解决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从而体现为“用”的维度，那么“第二个结合”则更多体现为同中国历史文化的契合、着力于解决中国的思想之本和价值之源的问题，从而体现为“体”的维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成就，最终产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魂脉”，是从党的领导、指导思想、社会性质的高度来说的。“根脉”，是从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深度来说的。

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为科学认识新时代中国提供了基本遵循：今天的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也是延续五千年文明史的文明中国。要解决新时代的实际问题，既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深刻把握国情、破解社会主要矛盾，更需要植根历史文化，深刻理解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

“第二个结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我们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提供了思想遵循。

提出“第二个结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那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之“的”。

改革开放以后，党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着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同时，由于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一条并联发展、自主赶超的道路，其中的“加速”“内卷”“时空压缩”效应比其他国家都更为明显。“后物质时代”价值与意义失落的问题，特别是工具理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都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可忽视的问题。

所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需要其中就包括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不平衡性也表现在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不平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要最终超越“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就必须以人的逻辑超越物的逻辑，以实践理性超越经济理性，使人的存在和发展真正得到看护。

在这种背景下，突显“第二个结合”，就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超越时空、超越国度、具有永恒魅力、具有现代意义的内容，积极破解现代性的弊病。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阴阳相生”“民胞物与”“知行合一”等哲学智慧，对于塑造理性平和、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对于促进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之间的和谐，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持“第二个结合”，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原则要求，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为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