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三年（1080），贬居黄州的苏东坡作《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诗云：“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仗敲门看修竹。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天涯流落倶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
据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记载：“东坡作此诗，词格超逸，不复蹈袭前人……平生喜为人写，盖人间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轼生平得意诗也。”宋人李欣《古今诗话》亦载：“东坡谪黄州，居于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而独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东坡为作长篇。平生喜为人写，人间刻石者，自有五六本。云吾平生最得意诗也。”苏诗存世二千七百有余，惟此篇让才情满腹、自视颇高的苏东坡最为称意，其因何在？细味之下，此诗乃东坡走出乌台诗案之惊惧，在孤独寂寞中寻觅人生知音、渴望被现实世界所理解接纳之心曲。诗歌细致入微地摹写海棠花清丽高雅、卓绝不俗之姿，寄托着东坡崇高峻洁、超凡卓绝的人格精神，在“人花合一”的诗境中包蕴着诗人走出困境、超越苦难和守望精神家园的心路历程。
此诗最令人称意者，首先在于写花之美颇为传神。尤其是从“朱唇”至“月下”六句，分别以青春之容貌、酒醉之神态喻花姿之妙曼，复创设雨中、月下两种情景映衬花之婉丽，将花之神态、情韵形象逼真地呈现出来。“朱唇”“翠袖”二句，分别化用南朝诗人鲍照《代白纻曲二首》其一“朱唇动，素腕举，洛阳少童邯郸女”句和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句、《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忆子初尉永嘉去，红颜白面花映肉”句，以女性饮酒时脸上泛起的红晕和衣袖卷起时露出的肤色比喻海棠之姿色，赋予海棠花以沁人心脾之青春气息。“林深”“日暖”二句用《太真外传》中唐玄宗以海棠比喻醉酒的太真妃子之典，极摹和煦春日里海棠花似醉非醉的妩媚之姿。“雨中”句写雨中之海棠似含泣而立的女子，引人顿生怜悯之感；“月下”句则将夜晚月光下海棠花清丽温婉、贤淑动人之姿刻画得惟妙惟肖。
其次在于以花写人，借花抒怀，营造出“人花合一”之诗境。此时的东坡，刚走出御史台监狱不久，惊魂未定，初抵黄州又无处栖身，只得寄居在定惠院与僧人们一起过着寡淡的日子。此时，除儿子苏迈随行赴黄外，东坡身边别无亲故，一种强烈的被现实遗弃的深沉孤寂感盘踞心间。在稍早所作的《卜算子·咏梅》中，我们见到了那个时常独来独往的“幽人”和那只拣尽寒枝而终不肯栖的“孤鸿”，他们都是东坡的化身。这孤苦幽闭的日子，如何能安顿那一颗充盈、灵动、深情的灵魂？
马克思曾经高明地把人定义为社会关系之总和。人的社会性、群居性，总会引导着个体的人走向族群，融入社群，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人总是期待被现实社会理解、接受的，走出寺庙、走向社会、走进自然，是幽闭、孤寂之中的东坡必然的人生选择。乌台诗案的余惧尚存，初来乍到的东坡对身边的世界还心存警惕，于是他首先走向了质朴、静谧的大自然，在一个艳阳当空、桃李争芳的日子，他来到带定惠院东边的山坡上，与一株天资卓绝的海棠花“邂逅”了……
眼前这高贵、幽独的海棠，本是苏东坡的故乡——蜀中之名花，蜀地尤其是嘉州（即东坡故里四川眉山）盛产海棠，自古即有“海棠香国”之美誉。如此高洁的身世，却来到这千里之外的荒僻小城，在“陋邦何处得此花”的诘问中，颠沛流离的诗人心中刹时顿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惜之感、“他乡遇故知”之惬意和“天涯流落俱可念”之嗟叹，遂将渴望被现实理解和接受的强烈愿望，投射到眼前的海棠花上，营造出“人花合一”的诗境，实现了人与花的精神嫁接。
诗中，东坡将高雅的海棠与粗俗的桃李相对比，把海棠比作杜甫《佳人》诗中那位“幽居在空谷”的绝世女子，赞美其虽生在僧院竹篱笆之间却气质高雅；“不待金盘荐华屋”一句，在称赞海棠之美无须依赖金盘进献于华堂来抬高其身价的同时，也把东坡此时的心境勾勒得淋漓尽致：贬谪生活固然充满凄风苦雨，此时的我虽为朝廷之罪人，但内心之光明正直，真诚洒落，正如眼前这杂花丛中高贵的海棠绰约不群，清雅贤淑。至此，以海棠之高洁作为自我人格精神之寄寓，东坡在人与花、自然与现实之间建立起一种共情的“人花合一”诗境，其中寄托着东坡高尚雅致、自信自足的人格精神，也是他超越孤寂与苦难，与现实世界为数不多的对话。
正是这次面对海棠花的经历及由此带来的惬意和共鸣，启发着迷惘孤独的东坡逐渐走出精神囹圄，走出了他刚到黄州时“幽人无事不出门”“但当谢客对妻子”（《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和“心困万缘空”（《安国寺浴》）的幽闭孤苦之境。诗中所描绘的食饱无事的“先生”走出寺庙逍遥散步、拄杖看修竹的情景，正是东坡走出幽闭、走向光明的真实写照。“每岁（海棠）盛开时，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记游定惠院》），可以想见：此后东坡曾多次来到花前，像一个朝圣的教徒，把这份奇妙的相遇和由此带来的灵魂慰藉视为一种精神信仰时时朝拜，诗中“明朝酒醒还独来”一句正是他曾多次前来朝圣，在人与花的一次次“对话”中超越苦难、守护精神家园之明证。正是在这种守望中，东坡才逐渐登上了体悟历史、观照人生进而进行艺术创作的巅峰，才有了后来“三咏赤壁”之壮举，让后世读者领略到了深沉旷达、豪情满襟的“东坡风流”。由此视之，此诗正是东坡寓居黄州时文化心态、文学创作发生转变的关键心理契机，其自视为平生最得意之诗，不无道理。
这人与花“二位一体”的诗境，这真诚、雅洁、饱蘸情思的襟怀和执着如初的守望，是否为时人和后世读者所理解呢？答案是肯定的。东坡门人黄庭坚即曰：“子瞻在黄州作《海棠诗》，古今绝唱也。”以注杜诗、苏诗著称的北宋学者赵次公更是深深读懂了东坡初抵黄州时的寂寞和遇见这株海棠花后的释然，遂就此诗作《和韵》诗，盛赞海棠之高雅，并将出自西南的海棠与同样来自西南的名士苏东坡联结起来，艳艳杂花丛中端似神仙的海棠，正是才高学富、品节不俗的东坡之化身，其“相逢忽慰羁人目”一句更是把人与花之间那份灵犀、珍惜和感同身受的共鸣呈现得淋漓尽致。清人纪晓岚注苏诗，亦颇味此篇之情韵，称“纯以海棠自喻，风姿高秀，兴象深微，后半尤烟波跌宕。此种真非东坡不能，东坡非一时兴到亦不能。”清人查慎行亦云：“读前半竟似海棠曲矣，妙在‘先生食饱’一转……斯为千古绝作。”
不是花中偏爱海棠，此花开尽更无知音！此诗之妙不仅在于写海棠之不俗，更在于诗中寄托着东坡超逸、自信、达观之人格精神。次公《和韵》所叹，纪、查等人所评，又共同构成解读此诗进而理解东坡其人之历史语境，这种语境于东坡而言亦是“知音”，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它与诗歌文本一道，共同守望着东坡之精神家园，勾勒出一个因遭遇政治迫害而流落僻乡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如何走出生命困惑、守护自己精神人格的心路历程。东坡称此篇为平生最得意之诗，其深层原因或即在此。
人生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中国古代仕人因种种原因而遭贬官、流放乃至迫害者何止东坡一人？在坎坷起伏的生命历程中，在失意、屈辱、挫败乃至危难关头，我们应效法东坡，在内心深处植一株充盈、茁壮的“海棠”，守护好自己的精神家园，把酸甜苦辣吟成一场清健潇洒、自信自足和无畏无悔的生命礼赞！
（作者系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