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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期，我告别了燕园，告别了北大度过的十年光阴。在南岭北望京师，新学期之初的燕园，应如往日跳动着青春的韵律。借此机会，回顾下我的燕园负笈之旅，希望“新燕”们能有所感触。时过境迁，时殊世异，其中有些情况或许与现在的本科学习不尽相符，也权当十年来燕园生活的个案记录吧。

野蛮生长与“无用之学”

在北大，有很多种成长方式。我们有同学一进来路线就很明确，要成为金融奆子，但更多的同学，走上的路径都偏离了最初的设想。我自己大概就是一个野蛮生长的典型。我本科是数学专业，刚进大一的时候，有一个通选课交流会，当时几乎所有的通选课老师都会在教室里和同学交流。我当时非常有幸，第一次见到了阎步克教授，第一次感受到了学术大师的气质。不过当时由于我是一年级，有着数学学院“三高”的课程压力，没法选阎老师的课，于是就很大胆地和阎老师说，大二再来听，阎老师也非常欢迎。后来，我大概选了阎老师开的五门课，最后还放弃了高薪的工作机会，在北大兼容并包的环境中，走上了历史学这条“不归路”，这大抵也是“历史的行程难以预料”。

著名作家王小波曾提到，在上大学时，他的数学教授在课堂上讲：“我现在所教的数学，你们也许一生都用不到，但我还要教，因为这些知识是好的，应该让你们知道。”在学校里，我在北大主要学了两方面的知识，一方面是数学，另一方面是历史学，当然还有一些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等，但相对来说没那么系统，也没有学位。很不幸的是，数学和历史学，相比众多的实用技术而言，可能都不是什么真正的“有用之学”。讲句玩笑话，去新东方学烹饪，出来就业的专业对口率可能会更高。阎步克老师曾说过：史学是许许多多学问中的一种，它也跟各种学问一样，使我们聪明，给我们快乐。“大道相通，一通百通。”历史学特别是经济史研究，归根结底是科学。虽然历史学研究对数学工具的要求并不艰深，但数学学习所训练出的迅敏思维与发现问题的“火眼金睛”，是历史学研究必不可缺的。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从史料钩沉中发现问题并将其抽丝剥茧，离不开逻辑思维的支撑。如果没有长期数学研究所训练出的逻辑思维，博士阶段的经济史研究将难以如此顺利。这种能力，我想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将令我终身受益。

虽驽钝亦尽全力

林毅夫教授说，在北大讲课有一种“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责任感。事实上，北大作为中国最好的大学，汇聚了全国各地最优秀的青年才俊，一进来难免会有落差感，这个时候，找准自己的定位、调节自己的心态就十分重要。在数学学院，我们有不少同学在本科阶段就会去选研究生课程，比如我们对门寝室就有一个学概率的同学，本科的时候去选修很多研究生都学不好的《高等概率论》，轻松拿到了 95 分的好成绩，当然现在工作的收入也比我高多了。我对自己的驽钝有很深刻的认知，所以心态一直很好，也不和他们去比，其实这就像小马过河一样，关键是要找准自己的定位，选择适合自己的路径，不要盲目“从众”。

另一方面，老师们也会对大家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喜欢给大一的萌新们来搞一点“刺激”，卷面成绩可能相比高中接近满分的日常情况会有很大落差，李伟固教授就喜欢说，你们的绝对分数并不重要，关键在“序”。我还记得大一上学期，《解析几何》期中考试，我拿到卷面成绩一看，只有78分，但后来老师说有一个题目大家普遍没做出来，实际上我的成绩已经非常理想了，最终总评拿到了93分。

无论结果如何，一是要尽力，二是要实干。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极致的完美主义，但这在北大是非常难做到的。一方面，周围的师长同学一个比一个优秀，无形之中就拔高了自己对完美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做事之前就想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希望把它做一个完美无缺的方案出来，但到最后往往时间不够用。我自己在博士论文的写作当中就差点因为这个问题翻车了，按照论文写作计划，我需要做一些田野考察，但因为特殊原因一直无法成行，论文就沉浸在灵渠的问题中卡了半年。其实，我的论文在2022 年3 月就开始动笔了，到了 2023 年初的时候，才完成了不到一百页，大概只有最终版本的四成，最后只能用其他文献技术资料替代田野考察的方式，先把这一部分收尾，当然最后补做的田野考察也证明了这一部分的处理是正确的。我想，其实就是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办法总比困难多”，闻鸡起舞、只争朝夕、尽力而为，做一个行动派、实干家。所幸，因为前期的准备工作比较扎实，思路也越写越清晰，在 3 月预答辩之前论文基本完成了，最后评议和答辩委员会的评价都还比较好，今年7月也顺利按期毕业。

尾声

光阴荏苒，遗憾很多，虽能享受孤勇者的自由，也难避孑然一人的慨叹。一年级时，我们的院长对我们说，社团、恋爱、学工最多参加一项，然而我这些都没怎么参加，最后学得也不算好。所以，如果遇到对的人，还是抓住机会品味校园恋爱的甘醇。犹记得十年之前初入燕园时，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曾对我们说：“十年之后，可能你们有些同学还在北大读书，而有些同学人已经没了。”我大概是第一种，而我们很熟悉的同学中不幸有第二种。所以说身体还是最重要的，我一直讲要为国家健康工作到90岁，从现在起算还有65年，我想，便以“为祖国健康工作六十年”，与大家共勉吧。

（作者为北大历史学系 2023 届博士毕业生，曾获北京大学三好学生、北京市优秀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