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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了和学生时代告别的时刻。十八岁那年与燕园初遇，青春的惶惑与悸动，至今仍历历在目。十年不过弹指一挥，留下的是一颗未曾褪色的热爱文学的心。

我的恩师杜晓勤教授，见证了我从初出茅庐的本科生到初窥门径的博士生的蜕变，他总是以老吏断狱般的眼光指出我的不足，又给予我无限的鼓励。据说有不少人从中学考入北大后，面对强手如林的环境会经历一次精神冲击，而我的冲击延迟到了读博期间。本科时我可以不太费力地取得不错的分数，但在强调“生产知识”的研究生阶段，我发现自己的能力无法满足我对自己的期待，时而陷入精神内耗。写博士论文需要创新，要在既定的时限内，发现别人未发现的材料、解决别人未能解决的问题。这在前贤众多的古代文学领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在找不到博士论文选题的最迷茫的阶段，导师鼓励我从原典中寻找学术问题，于是我每天抱着厚厚的影印本《全唐文》，一篇一篇做笔记，直到图书馆闭馆的音乐响起，将我拉回现实。这个过程确实煎熬，好比淘金者日复一日地挖土，时间点滴流逝，但不知能否有所收获，只有坚持再坚持。在五光十色的校园里，我如同“独钓寒江雪”的渔翁，伫立未名湖畔，独自等待光阴的沉淀。或许是心境的相似，我在细读古籍的过程中，注意到以皮日休、陆龟蒙为代表的一批历来不被重视的晚唐寒士，他们在“主流”之外，以布衣心态和民间视角护惜绵延不绝的华夏文脉，探索出独到的复古路径。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他们或许只是时代的一粒沙，时而被“名家”的光芒灼伤。而我有幸通过细读原典，跟随他们领略姑苏四时风物的变化，倾听苦雨连绵下的士人心曲，见证二人从初遇到相知相携的真挚情谊。这些低吟絮语赋予历史以细腻的肌理和难得的温情，也被千年后的我一一珍存。他们让我相信，在寂寞山谷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属于它的春天。感谢我们彼此成全。

囿于我的愚钝，正式写作后的种种艰辛难以详述，但杜老师始终坚定地相信我，正是他的乐观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勇气。记得有一次我因为写不好论文而焦虑，垂头丧气地问老师：“如果人生重来一次，您还会收我这个学生吗？”没想到杜老师毫不犹豫地回答：“如果人生重来一次，我还是会作出一样的选择。”每念及此，都无比感动和惭愧。在即将毕业的时刻，我也想对老师说：如果人生重来，哪怕遇到再大的挑战，我也会作出一样的选择。如今看来，我博士论文中的点滴思路，离不开杜老师对我冗杂的读书笔记的“披沙沥金”。做读书笔记的方法虽然“笨”，但通读了一手文献后，心里更有底，也深刻认识到，学术研究没有捷径可走，唯有付出更多努力。

隔周一次的读书会见证了我从“师妹”到“师姐”的成长。还记得刚加入《唐会要》读书会时，师兄师姐耐心地指导我、培养我的问题意识，轻松愉快的氛围渐渐让我克服了对典籍的畏难心理，也收获了真挚的情谊。我们一起办会、春游、秋游、聚餐、唱歌，真想重温那时的美好！每一次的切磋交流，都使我产生“见贤思齐”的敬畏。

感谢北大让我触摸到生活的无限可能性。我徜徉于不同学科的课堂，试图穿越学科和专业的壁垒，欣赏每一位学者的思想方法和性情风骨。北大开放的气质鼓励我克服自身的局限，学会包容与共情。置身燕园，既能沉浸在图书馆的海洋里，又能在路上与一个个书本上的名字擦肩而过，这种“梦想照进现实”的际遇令人恍惚而幸福。哲学系李猛老师的一段话，或许能概括这些年北大教给我的关于人文学科的价值与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

“我有时总想，面对人类，你们和我身上都具有的种种愚蠢、贪欲、粗暴乃至卑劣，既能敏锐而毫不留情地予以指出，同时又能宽容地谅解这些永不改过、几乎毫无进步、对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总是漫不经心的人们，容忍他们身上的种种缺陷，痛惜他们所遭受的种种不幸，即使在最残酷黯淡的时刻，也绝不放弃改善我们自身和周围生活的希望和勇气，并耐心地等待人们身上所表现的善意温暖的光芒，这些往往是我们这个灰暗的世界中真正的乌托邦。犀利而不粗暴，宽容而不盲目，坚持理性，面对现实，同时又不失理想和激情，这是知识分子以及所有社会成员的伟大美德。”

正是这种信念感，支撑着我努力克服自身局限，直面琐碎而繁忙的生活。读博的道路上，时常伴随着迷茫无力，但我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即便在自我缠斗最激烈的时刻，我也始终没有失却对学术和文学的初心，那些浸润着作者灵气与性情的诗文总是能给我最真切的慰藉。我愿意与书为伴，做一辈子读书人。

负笈燕园的这些年，更离不开亲友的陪伴，珍贵的情谊难以尽数。感谢我的父母多年来对我学业、生活的毫无保留的支持，感谢我的先生薛朝航以无限的乐观感染着我，感谢爱猫徐卤蛋。老朱的燕南园52号、《教学促进通讯》编辑部，让我在茫茫人海中收获了别样的温情。

回望来时路，不禁想起钱理群先生那句——“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2017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