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我的故事放到这里，明天会有人拾起它”
论文确乎是某种奇妙的文体，明明一副高头讲章的模样，回想起来，字字句句说的都是自己。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东北作家群，正是如我一般年岁、又没太多资源的青年。他们缘何会走上一条相同的路，又渐渐分途？解释这场因缘际会的精神历程，仿佛也叠印着活在21世纪的我。
我就读北大中文系的十年（2013-2023），刚好是专业领域内延安文艺研究走向昌盛的十年。丁玲、赵树理、柳青先后成为研究的热点（稍晚或许还有周立波和李准），并且进入课堂，成为硕博生一起“研读”的篇目。这股思潮发源于当代文学，推动着延安文艺与共和国文学研究的进步，也反过来催生或者说倒逼着现代文学领域左翼文学研究的深化。置身在这个潮流里，受惠于顶尖学者们的前沿思考，在耳提面命抑或耳闻目睹之间，我沉淀下对于左翼文学的亲近，由是不自觉地跟随。
可以说，我对东北作家群的研究，正是在近十余年左翼文学研究拓进的氛围中展开的。我在这股学术潮流中接受了学术训练，培养了文学趣味，展开抑或是框定了我的问题视域，它也制约着我的理论追求，这种限制于我而言是结构性的。
当我试图将这些年在左翼文学研究里受到的训练纳入我的研究对象时，东北经验在不期然间浮现，成为另一个无法忽略的话题。我长久以来都有认识自己家乡的渴望，循着一代人考学出走的轨迹，并未产生任何的不安。2017年，那正是我本科毕业的年份，铁锈突然成为社交媒体上东北形象的唯一着色，贾行家的《纸工厂》刷爆网络，危机叙事浸染着我熟悉的童年回忆——一种特有的绝望又迷人的叙事语调。没多久，双雪涛、班宇等铁西三剑客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再后来，新“东北作家群”、东北文艺复兴等口号便伴随着《野狼Disco》的派对狂欢走入了大众视野，依然绝望、迷人，可是安全。现在思量我本科毕业论文后记里那种迫切的“认识自己家乡”的渴望，多少有着清晰的时代面影。在东北第二次成为“问题”的时刻，我开始不自觉地走向当东北第一次成为“问题”的探寻。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道路，同行者很多，不知道他们各自都收获到了什么。
在读书写作的日子里，零碎的儿时回忆一点点被唤醒，我才意识到自己多么像骆宾基笔下的姜步畏，看到朝鲜歌姬的酒馆，看到日俄战争的墓碑，一路轻快地小跑，却不知经过了多少历史。俄罗斯冰点、打糕和牛蹄筋，只有若干年后在北京客居时突如其来的念想，才让我意识到珲春那个一眼望三国的小城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我的味蕾。而伊通县城每个商店汉文招牌旁歪歪扭扭的符号，曾无数次令来往辅导班路上的我流连。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那些在课下临摹过的符号，正是这个满族自治县的“母语”——虽然它们注的大都是“王四烧烤”一类的门脸儿，显然是生搬硬套的“翻译”。长春，这个之于从小流离的我而言唯一会升腾起“故乡”情感的地方，也让更多的历史撞进了我的生活。那个坐落在日式“碉堡”里的四六一医院，同牡丹园里的鸣放宫（1957 年改名，此前叫“神武殿”）和文化广场下拥抱和平鸽的男人，构成了我青少年时代对于宏伟建筑的深刻印象。作为部队医院的四六一，在记忆里留下的是非常诡异的采光。外观维持了伪满综合法衙的质地，内室早已改造成不知是不是苏式建筑才有的灰黑泥地，又或许泛着陈春成笔下水刷石的贼光，然后是清一色进口的欧美医疗设备，既调和又不无错位。类似的感受在我近日偶然浏览到新京神社鸟居图时被又一次唤醒：褪色鸟居上挂着“市政府机关二园”的牌匾，缠绕着铁丝、电线，又相当自然地装上了居民楼的大铁门。这正是长春这座旧城改造政绩不及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城市的魅力，它得以保留诸多历史层累的痕迹。
写作论文的过程构成了我认知家乡的契机，这是一个起点，直到写完论文的当下，或许还是只能称作起点。但久久徘徊在起点处的我，也终于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身上的“东北经验”：我终于意识到我的小学“珲春六小”作为汉校，在整个朝、汉学校双轨制的自治州教育系统里扮演了什么位置；终于意识到我的经验里没有太多工厂，或许是因为长春这座城市的特殊规划——“一汽”始终在长春城区之外（今天称为汽车技术开发区）；而直到前年，我才突然意识到老姨带我从小吃到大的伊通“金达莱烤肉”（同样标注了满文的招牌），是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下汉满朝文化符号的一次多么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的糅合。旗人经验、“满洲国”经验、朝鲜侨民经验、共和国经验，这些也是我的研究对象身上携带着的“东北经验”。我试图以所学阐释他们的生命历程，可反过来看，倒是这些东北经验构成了我这个后生小子商榷、丰富既有研究的依凭。
据说在非洲乡村，说书人在故事收尾时会将手掌放在地上，说一句：我把我的故事放到这里，明天会有人拾起它。”东北作家群这则故事已经过去了八九十年，却依然鲜活，他们身上的东北经验被我捡拾起，写成了论文。我的剪影也同时保留在了这里，或许明天有人会拾起它。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2017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