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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曾说，万木草堂是“地狱底层第一盏点起的明灯。再往后看看陈宝箴、黄遵宪、江标、熊希龄、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在长沙合办的‘时务学堂’，那便算地狱底层的火炬了”，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对时务学堂做出了高度评价。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梁启超受康师之命前往湖南襄助新政，参与创办长沙时务学堂，创造了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时务学堂招考告示》中，湖南巡抚陈宝箴开篇即点明创办时务学堂的目的，是“为国家造就有用之材”。梁启超起草的《湖南时务学堂公启》也说：“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广立学校，培植人才，才是国家自强的根本途径。

在出任中文总教习后，梁启超把这个办学精神充分贯彻到教学当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教学内容上，特别突出西政教育。因为他认识到，西方是因为重视公理、公法，国家才发展起来，日本也是这样崛起的。

从时务出发，梁启超在教学中提倡民权、平等、大同之说，发挥保国、保种、保教之义，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蒙。他天天和学生在一起读书、写劄记、讨论，让学生顺着他的思路，逐渐走到政治改良的道路上去。自从时务学堂开办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

去长沙之前，在十月初五日致陈三立、熊希龄的书信中，梁启超就提出过办学宗旨：“欲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习西文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行之。”

所谓书院法，主要取法于万木草堂。首先是劄记制度和面授答疑相结合。梁启超要求学生读书写箚记，并以勤谨认真的态度批阅学生的劄记，抓住一切机会启发学生思考时政，同时传播维新理论。学堂讲台上放一个“待问柜”，学生读书有疑义，就用待问格纸把疑问写下来投入柜中，由院长当堂批答榜示。这两种制度是相辅相成的，既能体现学生为主的原则，又能发挥教习的指导作用，极大地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质量。

其次是教习讲授和“同学会讲”相结合。《学约》规定，每月有几天是同学会讲之期。会讲的时候，每个学生都拿出自己的劄记册，在课堂上交换着看，有疑问的就提出来互相讨论，每个人都畅所欲言，把自己的心得说出来。这两种制度也是相辅相成的。学生在教习的讲授中学到新知识，同时启发思考；又在会讲中发生思想碰撞，由教习作监督与总结。这样学生始终是学习的主角，所以进步很快。

除此之外，学堂章程还规定了考核严格、奖惩分明的制度，确保了学生的阅读量，培养了他们的思辨力，是快速造就人才的有效途径。

所谓学堂法，就是偏于新式、西方的教育方法，其特点是方式更加科学、内容更加广博。在招生方式上，实行地方推荐和面试选拔制度，从源头上控制学生质量。这种做法，使得时务学堂的很多学生后来成了杰出的政治人物或各个领域的栋梁之才。

时务学堂还组织学生参加南学会的活动。南学会是一个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学术团体，其宗旨与时务学堂一致，即“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其主要活动是会讲，邀请黄遵宪、谭嗣同、陈宝箴等学者名流轮流演讲，或谈学术，或论政治，或研讨国内外时事。梁启超经常鼓励和组织学生去听讲，“诸生多往听讲，在学问和思想上获得极大转变”。参与南学会活动，不仅开阔了学生的眼界，也深化了他们对维新理论的认识和理解。将学堂和学会联系起来，让学生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做法，是以往的书院教学所没有的，可谓时务学堂的首倡之功。

时务学堂开办之初，创办者即多方求购科学仪器用于教学。谭嗣同曾致函汪康年，请其设法从上海购买各种仪器，购置清单中有测地经纬仪、回光天文镜、干湿寒暑表等。与此同时，西文教习在课堂上讲授西学时，还引进了西方的近代教育技术。这些科学仪器和手段的运用，既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又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时务学堂先后招考三次，一共招收一百二十名学生。梁启超亲自教授的第一班学生只有四十人，其中五分之二都成了影响时代发展的杰出人才。这足以证明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推行的教育改革十分成功，也奠定了他作为杰出教育家的基础。

（文/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