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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精神与学术传统的历史叙述中有一个类似诠释学循环的难题：师生的个体精神和智识史一起构成了一所大学的传统和精神内涵，而每一个个体精神和智识历史的回顾又必须以大学精神的整体图景为出发点。23 年前的 9 月初，在柿子林里等着开学典礼的我绝想不到今天居然可以作为北大的教员为这一诠释学循环作出贡献——以个人学术发展为主题尝试连接个体精神史与北大的人文传统。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窃喜的是，这个以青年教师的学术史与精神史为主题的活动，居然让我这样一个年届不惑的人混迹其中，可见北大真是一个对青春十分包容的地方，文研院也是一个始终践行“兼容并包”精神的北大正宗。坦率地说，看着95后的同学们学拉丁文、希腊文、《四库总目》的时候，我默默安慰自己，我刚刚四十，可以继续学习，假装年轻。然而，看着文研院所有活动的 Icon邓小南老师、时不常跑一个马拉松的齐东方老师、每天晚上在办公室读书到凌晨的张学智老师，我甚至敢大声地说，面对如此学识渊博且活力十足的中青年学术骨干，我这样啥都不懂的学生当然还是青春正年少的。

忧虑的是，胡适先生在26岁的时候已经成了北大文科最牛最帅的教授、张岱年先生在27岁的时候已经写完了《中国哲学大纲》、汤用彤先生 33 岁的时候已经是南开大学的哲学系主任、荣新江老师31岁的时候就已经阅尽了全球的敦煌文书，33岁已经是宇宙最强的中古史中心的教授了。而我40岁了，还……一言难尽！

我此前的主要研究兴趣是隋唐以前，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思想与社会史。作为一个道教学者，我面前一直有两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其一，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做道教的就是研究怎么插上翅膀放飞自我，飞升仙界的。有的同事一直建议我把办公室改成丹房，说不定炼出丹来，大家都飞起来了。学界的很多朋友一直称我为大仙；其二，这个领域实在是太偏门了，我很难找到对话者。出版社的编辑一脸严肃地告诉我，已经出版的书可以在重印的时候改掉字词的错误。我心里知道，他想多了。我的书，虽然印量三千，但卖完至少要三千年。所谓重印，我们真的要依靠道术——首先要活过下一个三千年。

我也常常问自己，为什么要做道教？为什么要在北大坚持做道教？其实，1999年的时候，我最想做的是《庄子》。老师们告诉我，中哲保研竞争激烈，我的学渣程度适合找一个与道家类似的专业——道教。于是，我就成了学道教的。当然，说北京大学的道教研究是中国现代道教研究的肇端，这毫不为过。汤用彤先生、王明先生、任继愈先生、汤一介先生等的学术研究都与道教有密切的关系，思想史与宗教史结合的进路成为北大道教研究的重要特色。这是我在读道教很久以后才慢慢知道的学术脉络。对学脉和传统的理解会帮助一个人逐步明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应该说，直至最近，我才最终确立自己的未来学术目标——从两汉思想史入手做道教信仰和观念的前史，并将此作为理解中国本土信仰的视域，将思想观念与社会生活交织的历史分析作为中国本土信仰理论的土壤。

近二十年以来，道教研究让我时刻感受到无知的绝望，更体会到道教研究的重要性。第一次在道藏阅读的时候和元始天尊见面时，我内心是完全崩溃的。我是一个理性的人，飞来飞去、金玉满堂的场景真的不适合我。做道教研究，不得不读天书一样的道藏——道藏是中国文化中具有隐喻性的观念与知识底色。要读懂它，就不得不绝无遗漏地涉猎中国文史领域的每一个角落——从古文字到诗词，从制度史到历史地理，从古文献到艺术史。

我至今都记得 2004 年第一次见到饶宗颐先生，他知道我读道教之后问的那些问题。最后他也很迷惑，这么多东西都不懂，你怎么做道教？说实话，我是越来越意识到饶公的洞见和睿智，道教研究就是一个持续发现陌生领域重要性的学术探险，自知无知，居然是学术进步的标志之一，这就是道教的魅力。

两千年以来，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须臾不离并且作为礼教一部分的道教，看似满纸荒唐言实则充满了隐喻的知识和丰富观念的道藏，在中国文化研究中被忽视的程度是令人惊讶的。北大作为中国人文学术的殿堂，学者们对道教研究的目标是，沉潜其中、解读隐喻性文字，让怪力乱神背后的观念、礼教与生活世界的伦理行为以可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道教研究不是在为道教辩护，而是在为自己为何是中国人展开论证。

在一个喧闹的、计件工作的学术时代，以探究中国人的文化心灵为志业，是十分孤独的。所有人眼中可有可无的研究（我太太说我只是在极低程度上拉动内需，因为我赚不到钱，也吃不了多少饭，至于工作的社会价值，完全为零）、不断被边缘化的人文领域，即便在北大，也变得越来越不受关注——毕竟我们无法带来科技进步奖和数量大到炫目的研究基金。何况我还在人文学科的最边缘，各位，我十分珍惜这样的机会——在北大的中心舞台上展示一个最边缘的故事。

这种边缘与中心、孤独与热闹之间，我看到了北大给我的滋养：那是一种自觉、一种活泼泼的平静。如果连北大都没人在最边缘处乐此不疲地坚持，哪怕是每天像阿Q 一样自我安慰，那么人文中国就会陷入彻底黑暗。当然，在这个无数人被教导地球少了谁都照转的时代，这似乎是缺乏自知之明的，甚至是骄傲的，在我看来，这是自觉；如果北大的学者不能与不断发现自己无知的现实达成内心的和解，那么对中国文化心灵的探究如何保持活泼泼的精神？人文研究的路，是知识的远征，学问的伊利亚特，也是思考的回乡，心灵的奥德赛。

踽踽独行，其道不孤，持续塑造一种可能是盲目的、但支撑着自己坚持下去的信念，是北大的恩赐，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从哪位学术大师的心灵和学问中传递下来，但我知道它在那里，照耀着我以及我们。

如果说，传承北大的人文精神与学术传统是包括我们在内的一代一代学者的责任，那么我愿意把这种责任落实成为这样一种学术生活，在平静的自觉中坚守在最边缘处。

学术定位的适然和平静，与对学术能力始终不敢释然的焦虑，构成了坚守的底色。

在燕园，在北大，我一直依赖着被称为北大及其人文传统的“虚幻”的坚实，更依赖着每一个代际都能互黑、对话的“我们”——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敢和所有北大学术的先行者和笃行者们统称“我们”。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教授。本文收录于2023年 4 月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