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1897年，梁启超前往湖南长沙，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同时受聘为中文教习的，还有韩文举和叶觉迈两位康门弟子。此时，大批维新骨干入湘，一时之间风云际会，湖南成了全国维新人才最为集中的地方。

梁启超于1897年10月底离开上海，次月中旬才到长沙。同行的还有李维格、韩文举、叶觉迈和王史等人。初来乍到，他们大受礼遇。先是熊希龄、陈三立、江标、黄遵宪等人亲自到小东门外的码头迎接，接着一行人来到时务学堂。学生们在堂前列队，热烈欢迎先生的到来。

由于陈宝箴正在主持武考，开学日期推后，梁启超有一段闲暇时间可以结交长沙的官员士绅，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先是学堂公宴，宾客盈门，款待优渥。黄遵宪、江标、陈三立等人的热情自不必说，五十七岁的文坛领袖王先谦也主动出面，联合乡绅张雨珊一起在曾忠襄祠设宴，为他接风洗尘。为表重视，席间请了戏班子来演出，参宴的士绅名流众多，可谓礼貌周到。赞助新政的皮锡瑞是《时务报》的忠实读者，他见到梁启超后，发现他其貌不扬，不善言辞，和想象中的很不一样。名士易顺鼎邀请梁启超和李维格两位总教习游览岳麓山，请江标、熊希龄等人作陪。大家登山临水，饮酒闲谈，甚是相得。

休整几天后，梁启超一头扎进学堂的工作中，简直比在《时务报》时期还要忙。一方面，学堂的事情头绪纷繁，同时还要给《时务报》供稿；另一方面，国事日蹙，常常令他忧心。好在湖南的美食很是可口，而且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住，生活非常方便。他打算在此安定下来，认真办好学堂。

时务学堂的成立，顺应了甲午战败、列强瓜分中国危机的时代要求。梁启超刚来不久，陈三立就召集一些士绅讨论时局，打算商量一个破釜沉舟的救国之策。出于对时局的忧心，梁启超感到热血沸腾，欲哭无泪，夜不成眠。几天之后，他先后给陈宝箴上了两封书。在前一封信中，他分析了中国当下面临的瓜分困境，大胆地建议湖南自立。第二封信则更进一步，规划了完整的地方自治改革方案，认为湖南要实行新政，核心是兴民权，而兴民权，必须先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对于这些建议，一向沉稳的陈宝箴未置可否，但他对梁启超等人的激进行为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1897年11月29日，时务学堂正式开学。年仅二十七岁的熊希龄任提调（即校长），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曾任《时务报》翻译的李维格则出任西文总教习。做老师，为国家培养人才，是梁启超由来已久的梦想，因此他对时务学堂的事十分上心。早在去湖南之前，他就写信给陈三立和熊希龄，详细探讨了他对时务学堂的招生办法、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的看法。在信中，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壮志：“既拟举此一二年之日力心力专用于此间，则欲多成就些人材出来。”并且从救国的高度来看待时务学堂的作用：“今日救中国，下手工夫在通湘、粤为一气；欲通湘、粤为一气，在以湘之才，用粤之财，铁路其第一义也。”他还和朋友们商量怎样确立教学宗旨。大家提出来的参考意见有四种：渐进法、急进法、以立宪为本位、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梁启超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康有为也来到上海，一起商量去湖南以后的教学方针。

梁启超利用时务学堂的讲坛，宣传维新变法主张，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武冈、沅州、郴州、岳阳等地的书院都仿效时务学堂，进行教育改革。次年春天，南学会开讲，盛况空前。《湘学报》当日刊登了梁启超的《南学会叙》，阐述了学会对于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性。随后，熊希龄、唐才常又创办了《湘报》，宣称“本报与学堂、学会联为一气”，三者一起成为维新宣传的新阵地。一时之间，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维新事业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态势。

（文/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