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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门，这个离上海有2000多公里、一个只曾出现在课本古诗词里的地方，因为一年的支教，与我永远连接在了一起。
　　我所支教的小金湾学校，位于玉门市小金湾东乡族乡。这里是玉门市第一个建成的移民乡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移民群众全部来自甘肃临夏自治州。来自“魔都”上海的我，不仅要适应新的生活习惯、气候条件的变化，还要适应面对一群民族学生。
　　我所带的学生刚升入初中七年级。我负责一个班级的英语课并兼任副班主任，以及两个班级的地理课。初到小金湾，学校的老师在迎接我们时就给我们打了剂“预防针”。起初看到他们的无奈、苦笑，我不以为然。孩子们的成绩再差，从不及格提高到及格总是相对容易的。胸怀这样的“大志”，我正式开启了支教工作。
　　一条点亮微光的路玉门的冬天来得很早，但更快感到的是深深的无力感、挫败感。当地学生基础相对较差、自控力弱……进入初中的新鲜感褪去后，孩子们对学习逐渐失去兴趣、没有动力、乐于躺平。我在班级里发过火，和他们谈过心，单独辅导过，也跟随班主任家访过，但这些努力总像是拳头打在了棉花上。期中阶段检测，在七年级四个班级中，英语倒数第一，地理虽是二、三，但和第一的班级差距巨大。
　　在期中检测分析会上，与我搭班的班主任魏泽盛老师的一句话打开了我的心结：“不是每一粒种子都必须开花结果，成为小草也是可以的，只要种子不变质，让他们开心发芽就行。”现在想来，当时的我总是期望以上海学生的要求来面对小金湾的学生，也忽略了很多后进生；而能让绝大多数孩子在仅剩的校园生活中感到乐趣，这才是更加重要的。
　　在那之后，学唱英文歌曲、对话外国留学生、了解文化遗产、观看地理纪录片成为我课堂上的“常客”，思政教育课、音标课、英语书法比赛、地理翻转课堂实践了我的大胆创新。渐渐的，孩子们对学习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尽管可能是微小的、转瞬即逝的。每晚9点过后，结束备课的我总会在操场上走两圈。抬头看着没有光污染的天空，听着耳边呼啸的风，陪伴我的是那天空中星星的微光。
　　一条你我同行的路微光成炬，向光而行，在乡村教育路上不断接力奔跑的远不止我们这些支教团成员。由于学校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大多数老师周一至周五都需要住校，某种意义上学校成了真正的家。零星出现的疫情让一些老师长期无法回家。我们年级组的祁志钊老师孩子才1岁，他却错过了孩子第一次张口说话、第一次独立走路，只能通过视频方式看着。平时大大咧咧爱开玩笑的他，尽管笑着与我们分享，但转过身去的一声叹气还是让人感到心酸。有类似情况的绝不止他一位。他们也有爱人、也有孩子，但为了小金湾的学生，他们甘愿付出。在这里，有毕业后回来建设家乡的民族老师，有和我们一样刚大学毕业的“小”老师，有正值壮年的教学骨干教师，有经验丰富的“老法师”，还有一位坚守了26年的老师，他便是小金湾学校的党支部副书记杨亚东。自1996年参加工作以来，杨老师一路陪伴和见证学校和乡里的变迁，就连学校里和学校外马路边的树，都是他带着学生一棵棵亲手种下的，如今已是参天大树。每学期初，年近六旬的他都会带头，在放学后去学生家里家访、去劝家长让孩子上学、缴纳医保……26年始终如一。在玉门，我从不感到孤单，身边不仅有六位队友的支持，更是有无数在基层乡村教育路上的同行者，一批又一批的同路人。
　　一条陌上花开的路选择支教，就是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无法用功利的“值”或“不值”来衡量。我曾一度迷茫过，甚至质疑过———去到小金湾学校，教这些孩子，真的有意义吗？玉门市的领导给了一个回答：“你们来了，就有意义。”这个回答值得不断地回味与思考。
　　这一年，我们带去了很多当地老师未曾尝试或开展的课程，我们开设红色思政系列课，开展进博会连线课程，举办主题绘画、故事演讲、三行诗大赛；我们建立了学校第一支合唱团，募集爱心人士捐助和资助，举行心理健康月活动；我们也走近了一个少数民族，体悟到了“铁人精神”，甚至我还在西部的大地上第一次参与植树。回想起来，我们曾在西部土地上种下了青青苗木，在西部大地上培育了莘莘学子，结识了亦师亦友的同事，还有河南理工支教团的战友……这条从上海滩到戈壁滩的路，从一头的慌张、迷茫，到另一头的坚定、热爱、不舍，我将收获、成长、感恩写了一路，莺飞草长、陌上花开。
　　从玉门到小金湾，有一条跨越戈壁和无人区的必经之路。这条路很长，有70多公里；这条路很短，只走了短短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