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中先生是刘先生与B.诺沃日诺夫开办的工程地质研究生班的学生，毕业后留在长春地质学院协助刘先生做教学工作，1981年刘先生到了西安地质学院，孙先生又追随他到西安地质学院从事教学工作。他说刘先生在长春地质学院做了三十年的系主任，系里大多是他的弟子，日常事务他并不太管，大家安排好了，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他点点头就行了。有他在，大家做事都很规矩，一般没有太多分歧，即使有，刘先生说句话，大家也就接受了，所以他的工作很简单，一直还是把心思放在教学一线和科学研究上。调到西安地院后，给他挂了个副院长的职位，经常参与一些行政事务。
先生1992年5月去世后，师母曾回长春儿子那里住，走之前把学校分给刘先生四室一厅的公寓交还了学校。她的一个侄重孙石耀武在学校工作，原住在刘先生家里，学校给安排了一个两居室的房子。师母回长春后，才发现以前的故交要么去世，要么行动不便，儿孙各自忙自己的工作，甚是孤寂，在西安还有很多老熟人，常给我们打电话说想回来。2003年非典疫情过后，师母从长春回到西安。先是住在耀武家里，耀武一家三口，孩子还小，师母还带着一个保姆，共五人住在一个两居室房子，但在一楼，进出还算方便。
那时，师母已经90岁了，身体还很硬朗。我看住得实在憋屈，就在同一院子里的一层准备为她租一套房子，让师母去看一下房子，她坚决不去。后来我清楚师母为什么不去。师母于上世纪70年代就在长春退休，只有微薄的退休金，还雇着一个保姆，生活很拮据，承担不起房租；另一方面也不想让我承担。没有办法，我将她接到我家里来住。我家在顶层的7楼一个三居室的房子，进出不方便。居家期间，师母由于手关节疼，常要到卫生所做理疗，我夫人陪她从7楼下去，做完理疗，再爬上7楼，路上碰到熟人再聊会天，基本上吃完早饭出门，回来就该吃中午饭了。夫人坚持了一周，就看明白了做理疗的方法，把卫生所理疗器械的牌号记了下来，当即到店里买了一台。这样每天晚饭后就例行为师母做理疗。这时全家围坐一圈，听师母讲和先生过去的故事，这使我对刘先生有了深切的了解。
我从刘师母那里了解到了先生的另一面。何长工曾于1952年东北地质学院成立起，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一直担任地质部副部长，东北地质学院归属地质部，何副部长常来学校视察。50年代苏联专家在校期间，学校周末一般都会组织舞会，师生一起跳舞。何长工喜欢跳舞，经常赶周末来。何每到长春，就找刘先生陪他去跳舞。刘先生也不多说话，就随他一起去。据师母说刘先生跳舞也很在行，但她也说不清何长工和刘先生是什么时候的交情。两个人性格迥异，经历也没有交集。何长工性格爽朗、大大咧咧，全身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细胞；刘先生性格内敛、温文尔雅，一副知识分子形象，两人却又有一种内在的默契。
由此可见，刘先生既不清高、也不古板，他内心对这位前辈怀有崇高敬意，但态度却非常平静。何长工待刘先生犹如故交，情同手足，每到学校，必去找他，刘先生不苟言笑，何则常开他玩笑。聊得多了，我夫人就好奇地问师母如何结识这样一个高大帅气的北大才子，这一下打开了师母的话匣子。
师母说刘先生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被派往湖南地质调查所从事找矿工作，1937年初，先生作为领队被派往湘西辰州专区从事野外地质工作，她当时就读于当地的一所女子学校。1938年初经人介绍认识了刘先生，当年4月便在辰州专区沅陵县结了婚。婚后师母就跟随刘先生辗转湘西各县，进行野外调查，先生早出晚归，师母在驻地为他们做后勤保障。1939年，刘先生去湘西北桑植等县勘测铁矿等矿产。这一带与川鄂交界，山高林密，道路崎岖艰险，常有土匪出没。一次先生一行乘车行进在山路上，前方一辆车正遭土匪抢劫，幸有路人打哑语提醒他们，才及时撤回、幸免一劫。当年农历12月初，湘西北出现罕见的大雪低温，在一次出野外即将到达目的地时，先生突然休克，同事和民兵将他抬回桑植县，县长亲自请医护人员抢救，才得以转危为安，在服药治疗的一个月中，先生仍然坚持带病工作，编写报告。
1941年四五月间，日寇沿粤汉线南北两路向湖南大举进攻，省政府下令一周内撤离所有机关工作人员。在撤退令下达第五天，刘先生仍在野外未回。建设厅总工程师帅武先生夫妇劝师母先行撤退，师母说一定要等先生回来再走，又等了三天，先生终于回来了，他们夫妇才走上了漫漫逃亡之路。
离开耒阳三天后，他们才辗转到达衡阳专区东站，从此处需过江转往湘桂路车站。当时渡江小轮船靠人工操作，载客量有限，而逃难人多，导致渡口交通瘫痪。他们夫妇被困在渡口十几个小时，后来在离渡口几公里处找了一只小木筏，才得以过江到达湘桂路车站。之后又在车站滞留了两天两夜才挤上火车，火车上摇晃了四天才抵达零陵县锑矿管理处。本想回湘西湖南省地质调查所，但锑矿管理处刘德村处长（原湖南省地质调查所所长）告诉他们说：“现在去湘西的公路不通，还是去广西桂林中央地质研究所找李四光老师，和他一道去贵州为好。”于是夫妇俩便离开了零陵县，一周后到达了广西桂林。到桂林后，他们才发现中央地质研究所也已撤迁，李四光先生全家去了贵阳。由于一路奔劳，先生夫人突然病危，经红十字会医疗所抢救，在桂林一个清真寺修养了十二天才转危为安。此后他们离开桂林去了柳州、金城江，后又转至贵州独山。
金城江在黔桂两省交界处，山高谷深，火车过山走之字路，每趟列车两个车头只能挂四、五节车厢，行车速度很慢，三天后才到达独山。此时大家已腿脚浮肿，步行艰难。所幸到达独山后，巧遇原汞业管理处刘里康科长夫妇，他们亲切接待先生夫妇在家住了一个多月。之后刘里康科长帮他们租住了一间六平方米多点的小平房，条件虽陋，盛情可感。稍作安顿后，先生向贵阳市原资源委员会锑业管理处处长谢家荣老师求援，请他代购两张运矿产卡车的乘车证。一个多月后从谢老师处寄来了乘车证，并从他那得知李四光老师已去了国外。先生夫妇遂乘运矿卡车离开独山，经六天日晒雨淋，终于安全到达贵阳，并受到谢家荣老师一家的热情接待。谢老师安排他们夫妇住在家属宿舍，一连住了45天。之后谢老师帮他们代购了去重庆的运输卡车乘车证。8月下旬，先生夫妇离开贵阳，经过近一周的长途颠簸，九月初抵达重庆市。当时重庆已遭日机连续疯狂轰炸了七日，刚解除警报。他们在重庆同学家住了两天，即去北碚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借住在白家居同事家。几个月后经同事帮忙，又在于圹湾何家院子租了一间原是养猪和养牛的房屋，由于实在没法住，他们才又托同事在高梯子租了一间房，一直住到两年后的抗日战争胜利。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先生夫妇随同中央地质调查所返回南京。当时交通异常紧张，客车特少，坐的都是大卡车。他们乘大卡车到陕西宝鸡后，同事们即转陇海路乘火车回南京。师母又患重病，他们在宝鸡逗留了十二天，才转火车到南京。从重庆经宝鸡至南京，辗转行程20余天。
在长达5年的流离生涯中，先生夫妇历经生死劫难，也体会到了师友和同窗们在患难时的真情。这一幕幕师母给我讲起来，犹如发生在昨天。
我们本来是对师母和先生的珠联璧合感到好奇，想必有一个浪漫的故事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没想到会引出这样一段感天动地的传奇故事。一个90岁的老人竟然把六十多年前发生的一幕幕，经历的时间、地点、人和事都讲得清清楚楚。没有生死攸关的经历，就没有这没刻骨铭心的记忆。师母在我家待了近两个月，根据她的讲述，我才记下了她们这一段不平凡的人生。
师母还给我们讲到，抗战期间，物资也极为短缺，先生出野外，早出晚归，中午也不带干粮，有时到地方群众家里吃一些，没有人的地方就坚持到晚上回来才吃饭。有时为了赶路，饥饿难耐时，看到老百姓挖红薯，就征得人家同意，捡几颗红薯生吃了充饥。以前我只知道红薯烤熟了很好吃，并不知道红薯可以生吃。师母说红薯生着可以吃，饿极了连榆树皮都可以吃的，红薯算好吃的了。
师母说她和刘先生在逃难途中，日本人的飞机常在头上掠过，也不知去炸哪里。快到重庆时，看到许多被炸死的人，实在惨不忍睹。听完师母的后来的讲述，我终于明白了何长工和刘先生为什么会结下无缘之谊。一个曾冒着敌人的炮火中奋勇向前，一个曾在敌人的炮火下苦苦挣扎，敌人被赶跑了，他们相遇了，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没有语言可以表达这种感受。他们的友谊，不仅仅是两个人的友谊，代表的是老一辈革命家和祖国建设者的友谊。没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就没有和平安宁的环境，就不会有精英施展才华的舞台；没有一大批爱党爱国，为国家建设事业无私奉献的人才，国家就不会富强，人民就不会幸福。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何长工和以“找矿救国”为己任的刘先生，对此比任何人都有深切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