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医生，不是护士，也不是任何方面的医务人员，治病更不是我的职业和工作，照理也不可能有什么心得。
我对养生不感兴趣，尽管也已退休，步入了老年人行列，却更信奉顺其自然。对那些似是而非、形形色色的养生之道，从来都是冷眼旁观。因此，在这方面，也没有心得可言。
但是，前些年，我确实产生了一些治病医疗的心得，还时不时地与别人分享。没想到的是，竟然还能给人打下烙印，这让我感到意外和欣喜。
那个时期，我到哈尔滨谈项目，合作伙伴是几年前一面之交的一位经理。说实话，我对他是大名犹在但面容模糊，但他对我却老朋友一般。他说：“你让我十分难忘的，是关于治疗房颤的心得。”
他的话，倒使我陷入了绵绵沉思。关于治病就医方面，我只有百日咳、房颤、不明原因发烧这可怜的几条心得。每一条都来源于一个沉甸甸的故事。
严格来说，百日咳不是我的心得，而应该是来自父母的心得。
母亲经常跟我说：“在你四五岁的时候，得了百日咳，整天咳嗽不止，严重时能咳嗽得尿裤子。为了缓解你的痛苦，你父亲一下班，就抱着你去单位附近的农田里溜达。你那时已经不小了，腿也老长了，体重也很沉了，但你父亲就那样一直坚持抱着你，有空就抱你出去散心，从没说过累。”
“那时，治疗百日咳，一是打针，二是吃鸡苦胆。打针时注射青霉素，非常疼，但你不哭。每天到了打针点，还催促我们说，咱们去打针吧。打了好长时间，从来没哭过。”
“给你看病的医生，见面总说，这小孩真不简单，将来肯定有出息。”
“由于长时间咳嗽，抻得有点驼背，就又让你吃治软骨的一种胶囊，而且需要每天早上迎着初升的太阳，做扩胸运动，你也很听话，早早起床，坚持得很好。”
从感悟和心得的角度说，可能正是因为我小时候打针吃药多了，所以后来的五十多年就再也没有打过针，更没有输过液，药虽然吃，但除了降压药，其他也不多。总体说是前恭后倨，自求平衡了。
房颤是关于母亲的。母亲是遗传性高血压，四十多岁就离不开降压药了，五十来岁的时候，有一天在班上，突然就心跳异常，心痛心慌，坐卧不宁。同事赶紧给她服了硝酸甘油，躺了一会儿，就恢复了正常。
以为是加班累着了，也没太在意。时隔半年又犯，症状类似，后来就隔三差五地犯，从半年到一季度，再到两个月、一个月。
母子连心，眼看着母亲痛苦的状况，我心里十分难受。于是就抽空带着她四处看病，从老家到油田，从县城到省城再到京城，找了许多专家名医。做了无数次的检查，调整了许多次药物，病情虽有所缓解，但依然根除不了，还是屡屡地犯，全家人都无比担心，焦虑万分。
直到拐弯抹角地找到省城一所医院，一位心内科专家、博士生导师的一番话，才化解了我们的焦虑。
他说，这是由于高血压、心脏病引起的房颤。一个强壮的正常人，因为不适应它，所以就很难受，等慢慢适应了，就不觉得难受了。当然，这个人也就不再是健壮的人，就成为一个不能负重的病人了。你们这位老人，基本就快适应这种病了。结论是，房颤不会死人，适应了就好，请不必过于担心。
专家的结论，在不长的时间内，果然就得到了验证，母亲逐步不再感到难受，房颤似乎消失了。
但我知道，母亲从此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辛苦劳作，而是实实在在地过起了颐养天年的生活。倒也理应如此，受苦受累多半辈子，该歇歇了。
不明原因发烧，是关于父亲的。父亲的体质，有奶奶百岁寿星和爷爷八十寿辰的遗传加持，一向是不错的。七十多岁时，还能每天坚持走路遛弯一两个小时。很少感冒，血压、血脂、血糖、尿酸都很正常。
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他顺利迈过了七十三这道槛儿之后，却发起烧来，而且原因不明。开始是低烧，逐步发展成高烧。服用感冒药，不见效；然后加消炎药，也不见效。接着就开始打针输液，调整不同的治疗方案，仍然不见效。该做的检查都做了，也都无果而终。
油田医院是三甲综合医院，医疗力量也比较雄厚。院长安排一位多年从事老年病、资深的老大夫牵头，组织相关科室专家会诊，从不同角度分析，提出了几套治疗方案，包括中医。逐一实施，还是无济于事。
父亲全靠着退烧药维持。高烧起来，就服一片退烧药，然后就是一身大汗，烧就退了下去。维持三四个小时，高烧又起，就再吃药，再出汗退烧，如此循环往复。吃的其他药，输的液，似乎都不起什么作用。
有朋友建议，可以试着用安宫牛黄丸退烧，使用后，确实感到退烧效果不错，但关键是退而复烧的问题，还是依然如故。
父亲是自己走着来住院的，二十多天过去了，由于反复高烧、出汗、食欲不振，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急剧消瘦了二十多斤，两眼已经失去光彩，俨然病入膏肓。
一家人都眼巴巴地无计可施，能做的只有一次次地量体温，一次次充满期待，但又一次次失望，全家人处于绝望崩溃中。
我不甘心，就到处咨询，找偏方，甚至亲自查资料，研究发烧病例，但都没寻到啥好办法。
眼看着父亲备受煎熬，心就始终提在嗓子眼，每天都这样焦虑着。最后，还是老大夫建议，尽快送北京吧，并推荐去协和医院感染科。
我马上动用各种关系，朋友托朋友，好不容易联系上了协和医院妇产科的一位大夫，又由这位大夫介绍给她感染科的同事，这才落实了门诊看病和住院事宜。
感染科在老病区，出西门就是王府井大街。老病区可能是文物保护的缘故，设施保持着原来的样貌状态，两个隔山墙，就隔成一个病室，隔山墙一人半高，到不了屋顶，自然不隔音。朝向过道的一面，则没有墙，一条布帘拉来拉去，病室都是敞开的。
我在过道走来走去，习惯性地做了一些调研。这里有六十多个床位，患者男女老幼，天南地北，无规律可言，相同的一点，都是不明原因发烧，有的还是“二进宫”。忙忙碌碌的医生，看似年龄都不大，但听说大都有博士学历，个个了得。过道的墙上挂满了锦旗，标志着这个简陋病区并不简单。
住院的第一周，也是做各种检查。父亲仍然是发烧、退烧、再发烧……似乎一切照旧，但我的心情却发生着变化。
这里无疑是全国最权威的医疗机构，尤其是看到满墙的锦旗，一直以来的焦虑一下子减轻不少，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心想，如果这里还看不好，也就没有其他办法了，终而无撼。
检查结束，几个医生来会诊，并开了一堆新药。以前用的啥药？解决啥问题？会有啥效果？我都要向大夫咨询一下。这次下的是什么药，我也不问了，感觉毋庸置疑。
奇迹逐步被见证。新药用上，高烧慢慢变为低烧，十几天过去，体温趋于正常，父亲食欲恢复正常，精神恢复正常，搀扶着也能下病床溜达了。全家一片欢喜，还专门到王府井大街的烤鸭店，庆贺了一番。
住院一个月后，出院诊断书结论是：结核感染可能性大，按结核治疗。
我问主治医师：“结核到底在啥部位？”他说：“没查出来。”我又问：“那为啥按结核治疗？”他说：“凭经验。”
父亲的后续治疗仍要吃十多种药，其中有抗结核的，即所谓以毒攻毒的毒药，更多的是保肝、保肾、保心脏、维持健康平衡的保健药，要坚持服用一年，而且每两个月还要回医院复查一次。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虽然也出现腿脚浮肿、胃肠不适等症状，但父亲最终还是恢复了健康。
如今，父亲不但渡过了八十四岁的槛儿，而且还渡过了新冠阳性的槛儿，接近九十高龄，除身体器官不同程度老化外，仍无大碍。
母亲和家里人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父亲后边的命是我给捡回来的。周围我那些了解情况的同事朋友们，也都称赞我为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