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春节，本来是无比欢乐的，女儿一家从温哥华回来，十来年难得回来一次，更主要是外孙十个月，第一次登门亮相，两个大家庭，均为四世同堂，同在翘首期盼。
从首都机场把女儿一家接回，在我家还没待两天，亲家就急不可耐，催促回石家庄，并建议我们同去省会过节。这倒是个不谋而合的好主意，因为我的父母也在那里。
外孙着实惹人喜爱，不哭不闹，见人就笑，坐在围栏里就静静地摆弄玩具，扶着围栏站起来配合着大人的招呼，咿呀蹦跳，引得满堂欢声，语笑喧阗。
最开心的当数太爷爷，一位曾在美国工作多年的老知识分子。这位耄耋老人，只有我女婿这么一个孙子，如今又添丁进口，后继有人，子孝孙贤福满门。所以，专程从湖北襄阳赶来，喜奔儿子、孙子、重孙而来，团圆过节，其乐融融，一直笑着合不拢嘴。
年关越来越近，年味越来越浓。但年味却没能盖住一条越传越热的信息：湖北武汉暴发不明疫情，烈性传染，病死率很高。
随后，疫情信息就从网络走进主流媒体，从民间传言走到官方应对，进而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紧接着，各种令人不安的消息铺天盖地而来，尤其是武汉即将封城的传言，更是甚嚣尘上。
十几年前，我曾亲历抗击“非典”，对此传言起初很淡定，并未太在意。但有一天从电视上看到，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全世界要共同应对疫情，不要粗暴拒绝与中国的人员往来，更不要过度反应，停机断航。我不由得警惕起来，提醒女儿女婿，原定的返程是否提前？
两大家子人议论纷纷，基本都不同意孩子们提前走，主要是舍不得，都认为形势还不至于那么严重。女儿女婿无所适从，举棋不定。
我咨询一个老朋友，他也刚从加拿大回来，也是节后回去。朋友说看不准，因为事办不完，所以不准备早走。
太爷爷提出，可以咨询一下加国使馆。打通电话，对方毫不犹豫地告诫，应尽快返程。这时，已是除夕的前一天。一大早，果然传言成真，武汉宣布封城，形势顿时紧张起来。
女儿女婿不再犹豫，网上改签返程机票，只能订到正月初五。票价补差额，比原来的往返票价总额高出许多，这些自然也在所不惜了。
这个春节，和全国人民一样，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
正月初四下午，我驾车拉女儿一家从石家庄去北京，为的是不耽误第二天登机。
作为南北大动脉的京港澳高速，一改过去的车水马龙与川流不息，老远望不到一辆车，仿佛行走在内蒙草原或是新疆戈壁。
到达我工作单位附近，饭店基本闭门谢客。宾馆虽然开门，但也都门可罗雀，而且入住审查非常严格。当然，主要是查来自哪里、是不是疫区。
女婿的身份证是小时候随爷爷在湖北办的，自然让宾馆非同小可，如临大敌。好歹他护照的居住地是父母现在的居住地——石家庄，在我们的反复解释佐证下，好不容易办理了住宿手续，住下后已到晚上六点多。
女儿说，想吃北京烤鸭了，北京烤鸭店总不会关张吧。我就联系和平门烤鸭店总店，幸好还在营业，但接话的服务员却说，要来尽快，七点半就停业。
我让女儿导航一下，看看需多长时间，大约十九分钟。我不敢相信，自己又导一遍，的的确确。要知道，平时这段距离，不论哪个时间段，没有一个小时，你想都别想能顺利到达。
来到烤鸭店，偌大的停车场，空空荡荡，几个保安殷勤地对车主招呼引导，显得人比车多。
进得厅堂，稀稀拉拉三五桌，冷冷清清几个人。烤鸭美味依旧，只是月淡星稀的光景，让人恍惚心虚，唏嘘不已。
吃完饭，我顺便带孩子们夜游北京，开车行驶在西单、王府井和长安街上，也是如入无人之境。霓虹灯照样光彩夺目，但就像一幅山水画一样，只见景色，不见人烟。
第二天，孩子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里，登上了加航的返程航班。
虽然孩子们顺利返回了温哥华，但新冠病毒仍像幽灵一般，铺天盖地，汹汹而来。整个正月，似乎就是这个幽灵，它伴着大家，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挥之不去。
社区每天排查湖北来的太爷爷的健康状况。亲家一家每天都要上报体温情况，同时还要排查所有接触过的亲朋好友的健康状况。太爷爷并非来自武汉，所以，我们并没太在意。但就在孩子们走后没几天，亲家开始发烧，又过了两天，太爷爷竟然也发烧，全家顿时紧张起来，既担心老人身体不测，更担心孩子们，尤其是外孙，所以每天让他们隔着屏幕报体温。
按照专家当时的解释，新冠的潜伏期为十四天，这样算来，太爷爷早已超过，孩子们也早已脱离感染的危险期。随后，太爷爷和亲家的感冒陆续痊愈，孩子们也都安然无恙，着实虚惊了一场。
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疫情并没有缓解的迹象，防控越来越严，人们的出行越来越不方便，全社会都行动起来，投入抗疫。
又到了盛夏的一天，老朋友来电话，说还在国内走不了，现在返程仍遥遥无期。
那个春节一别三载，乃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但想起来，仿佛就在昨天。
三年间，口罩、消毒、核酸、封控，几乎成为每个人生活的基本内容。
三年间，抗疫之战，风起云涌，同舟共济、众志成城送瘟神，可谓艰苦卓绝，可歌可泣。
这三年，让我感到温暖的，还有小外孙的逐渐长大，快满四周岁了，从当初的咿呀学语，到现在双语交流，依然是那样可爱！虽然也经历了新冠洗礼和亲人们的缠绵忧心，但依然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