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随着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陆上中西通道，色彩艳丽、质地轻盈的中国丝绸远销中亚、西亚、欧洲等地，成为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方物，也是世界眼中古老东方文明的重要象征。值得注意的是，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腹地，不断发现早期仰韶文化时期的丝织品，刷新了人们对中国丝织品的起源认知，更为重新审视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重要线索。
“锦程”：郑州地区早期丝织品的发现历程
早在20世纪80年代，郑州地区就发现了仰韶文化晚期的丝织品。1981年至1987年底，郑州市文物工作队对荥阳青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心区进行大面积的发掘，在W164、W486等瓮棺中出土了炭化丝织品残片（包括残迹），据研究，这些丝织品距今已有5500年。
近年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通过对郑州周边新石器文化遗址的系统化调查、勘探及发掘，找到了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聚落群，文化遗存极为丰富。2013年至2014年4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在汪沟遗址中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丝织品遗存。2017年，在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了一件仰韶文化晚期的牙雕蚕，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上述遗存均属仰韶文化晚期，距今已有5000~5500年历史，这表明中国先民早在5000多年前已开始育蚕制丝，而郑州及其周边地区，正是中国最早的养蚕缫丝区域。
“帛制”：中原早期文明丝绸礼制化的表征
丝绸缘何集中发现于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晚期，可能与早期中国的文明进程密切相关。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以距今5300年为重要节点，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开始显现出礼制文明特质，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大型中心聚落和城址的出现。仰韶文化早中期，中原地区发现的聚落尽管数量不少，但规模梯次并不明显，也未出现大型中心聚落。而到了仰韶文化晚期，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聚落的布局和结构逐渐复杂，政治、军事功能更加凸显，而郑州西山则诞生了迄今中原地区最早的城址。
大型礼仪建筑的出现。仰韶文化晚期，一些大型、超大型建筑纷纷出现，其已不是简单居所，而应为当时社会中具有较高等级的人物聚集决议或举行重大活动的礼仪场所。
高等级墓葬出现。墓葬呈现较为明显的等级分化。近年来，在河南伊川、孟津、灵宝等地陆续发现一批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墓葬，等级化差别明显。
礼器的使用。礼器的使用是中国礼乐文明的一项重要特征。仰韶文化晚期，中原地区的墓葬中开始出现陶礼器和玉礼器，其中西坡墓地遗存最有代表性。其中，大口缸的有无、簋形器（筒形器）数量的多少又成为划分等级的重要标准。
不同于神权国家将社会大部分财富用于宗教祭祀设施的建设和宗教活动上，中原地区的王权国家以“祖先崇拜”为手段，注重血缘关系的架构；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突出社会秩序的稳定。正是在这种模式下，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普遍较高，重视物质世界的开发利用，因而能破解养蚕缫丝技术，最早制作出色彩艳丽、质地轻盈的丝绸。
“帝迹”：丝绸是寻找黄帝踪迹的重要线索
仰韶文化晚期，以河洛地区为核心的中原腹地分布着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也有学者直接称之为秦王寨文化。该文化长期以来被认为与黄帝轩辕氏关系密切，这一认识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该文化的社会发展程度与黄帝所处时代相符。二是文献中有很多关于黄帝在中原地区活动的记载。另外，这些记载也显示，黄帝集军权、王权于一身，且十分关心农业、手工业、渔猎业等发展。这与大河村文化等所呈现的文化面貌高度吻合。
以丝绸遗存为线索，我们或可勾勒出轩辕氏在中原地区的文明发展轨迹。在距今5500~5000年前，黄帝部落定都于新郑一带，以中原地区为腹地，大力发展社会生产，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周边其他部落。他们带领华夏民族不断前进，推动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快速发展。
总的来看，郑州地区秦王寨文化丝织品遗存的发现，将中国养蚕缫丝的历史推进到距今五千年前，秦王寨的丝织品是比较成熟的丝织品；在此之前，丝绸在中国应该还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发展阶段。那么，丝绸在中华大地上的肇始究竟起于何时何地呢？长江下游地区钱山漾遗址中丝绸的发现，显示出这种工艺传播的可能性。简而言之，早期丝织品的发现与研究，是中原地区早期文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表征，也体现了史前时期区际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关键线索与代表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