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评论1977年的高考，常讲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拐点。回想起来，我当时参加高考的目的却很单纯，诱惑我的只是能考一个“城市户口”，能吃上“国家粮”。
朴素的家庭教育
我出生在一个只有5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祖祖辈辈都是地道的农民。父亲读了高小，在那时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了。母亲由于家境贫寒,只读了一年书。但是，他们深知读书改变命运的道理。小时候，父母整天给我们弟兄姊妹念叨的几句话,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候家境虽贫寒，但父母总是省吃俭用，挤出有限的几个钱供我们上学读书。
我不想辜负父母的期望,自小就发愤读书,立志考大学。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是我们那个农村学校的佼佼者。父母常引以为自豪，记得在村里常跟人讲，我的四个孩子都是高中生。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这的确是很难得的。可惜，生不逢时，我虽具备着考大学的实力，却没有去上学的背景。1966年“文革”爆发，高考被取消,那时我正读完小，年纪虽小也能感觉到理想破灭,我苦恼极了。但是,我仍信奉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坚持努力学习。1972年“教育回潮”，上大学要推荐加考试，不再光凭着一双老茧的手了，这使我这个正在读高中的苦孩子又看到了一钱希望。记得在大环境改变的那两年，我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也很优秀。1973年高中毕业后，我被公社教育组直接挑选到家乡附近的一所中学（那时叫“联中”）做民办教师。在教学的环境里，我更加努力地学习，只想有一天能被推荐去考试。谁知这年6月，张铁生的一张白卷，再一次使我上大学的梦想破灭了。
命运迎来振奋人心的转机
我上大学的梦想，一次一次地被打破，那种怀才不遇的“痛”是现在青年人难以理解的。我被这种“痛”整整折磨了5年。那5年中，我的内心充斥着孤独、迷茫和沉重的伤感。我失眠了，患上了脑神经衰弱症，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总感觉自己的前途渺茫。思来想去,想到所有的理想和目标都需要在创造基础生活条件下才能谈起，还是安下心来当好“民办教师”吧。记得那时我们几个民办教师经常跟校长开玩笑：“我们一定好好干，你也不要轻易地把我们开除了。”因为那时的民办教师不是“铁饭碗”，随时都可能被“公办教师”替换下来。就这样，在孤独和迷茫中，我度过了5年的民办教师生涯。
1977年10月份的一天，校长传达了公社教育组的通知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而且从66届到77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参加。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确定无疑。我兴奋极了，至今仍记得没等放学，我便骑着自行车回到离校两里路的家里，告知父母这一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几天后我报了名，再几天后又拿到了准考证。
没有复习、没有紧张的高考。1977年高考从报名到上考场，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加之当时被紧箍的思想刚刚开始解放，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考大学仍被认为是“个人奋斗”。那年我正给高一的学生上语文、政治课，又要备课，又要批改作业，很少有时间复习，常常是晚上教师集中批改作业之后，才能看一会儿书。没有复习大纲，没有复习资料，所以我的复习也是很迷茫的。
机会真的等来了，又感到压力很大。其一,最大的压力来自“老三届”，同我在一起教学的就有两个“老三届”，在他们面前，我感到了自己知识得不扎实。其二，我教的是高中班，他们第二年就参加高考，若我考不上，我还能教得了吗？其三，我当时已24岁了，当年考不上，第二年还能考吗？尽管有压力，但我很快被强烈的想上大学的欲望征服。我决定扬长避短，抓住重点。几年的语文、政治教学为我打下了良好的文科基础，我于是扬其所长——决定报考文科，又抓住软肋——请两位“老三届”给我辅导数学。虽是短短1个多月的临阵磨刀，心情却是很轻松的。
12月9日,我揣上母亲给烙的两张饼，同要好的同学一起骑着自行车来到了离家8里路的天福山中学考点。回想起来，两天4门考试，没有紧张、没有害怕，十分顺利。印象最深的是史地考试45分钟，不到半小时我就交了卷。当时，高中老师认为我“不认真”，狠狠地踹了我一脚。
本末倒置的报考志愿和录取的兴奋与荣誉
记得那年的报考志愿，是在考试前填写的。我报考的志愿现在看来既不科学又非常可笑：第一志愿烟台师范专科学校，第二志愿曲阜师范学院，第三志愿山东师范学院，最后填上服从分配。当时想的是，其一确保录取，只要能考上大学，哪个学校都行；其二因为本人教学多年，幻想报考师范容易录取；其三我教了五年语文课，自觉语文水平不错，所以专业报的是一色的中文。特殊的年代，特殊的高考，出现了这样怪异的报考志愿，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理解不了。
经过了一段忐忑焦虑地等待，春节过后的一天，公社广播站的喇叭响了，让我到公社教育组去取通知书。从公社“文教”（负责文化教育工作）干部手中接过录取通知书的一刹那，我懵了，好长时间没回过神来。我考上了！而且是我根本没填报志愿的全国重点大学——山东大学历史系。
“文教”还告诉我，全公社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重点大学，那种兴奋的心情益于言表。当回过神来时，一个劲地跟“文教”道谢。父母得知这一消息后激动不已，四处奔告亲朋好友。我也连夜给在外地工作的姑、叔、舅们写信，让他们也分享这份快乐。回想那几天，我出尽了风头，亲朋好友纷纷登门道贺，我就职的学校为我举行了欢送晚宴，做了4大盆菜,20多名教职工围着办公桌每人敬我一杯酒。此前我从来不喝酒，那晚我却喝下了20多杯；公社广播站一连几天都播送着祝贺我考上重点大学的小文章。我想这恐怕是我们那个乡村史上仅有的一个大学生所享受的殊荣吧。
记不清是1978年2月的哪一天了，我带着父母的嘱托，带着父老乡亲对我的殷切期望，到山东大学报到,成为了一名“77级”大学生。
写下这些零星的回忆，仍感到十分欣慰。我们这一代曾抱怨生不逢时，为追求自己的梦想受了不少的苦难和挫折，却又庆幸赶上了好时代，拔得了“77级”大学生的头衔，享受到国家和社会对我们的厚爱。1977年那场特殊历史环境中的高考，改变了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生”的希望。作为那场高考的受益者，我至今感到十分荣幸。（作者为山大历史系77级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