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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起潍坊名气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人物，当推范仲淹。

范仲淹生活于北宋中期，他从政的最后一任，就是在青州担任知府。至今，青州还存有范公亭等名胜古迹，纪念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标明了仁人志士高尚的节操，树立了儒家穷达兼济的道德标杆，成为中华文明史上闪烁异彩的精神财富。

而在治家教子方面，范仲淹曾亲定《六十一字族规》，撰写《诫诸子书》，教诲自家子弟。后代依其训导，整理形成了《范文正公家训百字铭》，以此训谕儿孙，正心修身，积德行善，和睦共处，相扶相助。其内容为：“孝道当竭力，忠勇表丹诚；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过境。勤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礼义勿疏狂，逊让敦睦邻。敬长与怀幼，怜恤孤寡贫；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字纸莫乱废，须报五毂恩；作事循天理，博爱惜生灵。处世行八德，修身率祖神；儿孙坚心守，成家种义根。”

这篇《家训百字铭》，以朴实无华、言简意赅的文字，总结出修身齐家、处世治业的要点。即便在今天看来，也几乎无可挑剔，不失为一套助力我们为人做事、操持家业的成熟理论，而且读来朗朗上口，铿锵有力，不愧是家训中的精华之作。

范氏家训，有四大特色：一是厚人伦，崇尚孝顺父母、兄弟恭让、勤劳俭朴的持家原则；二是明奖惩，凡对家族有贡献者均以奖励，反之则进行处罚；三是讲公正，对佃户的管理均公正无私，不乱克扣，严禁中饱私囊；四是惠四邻，对于困难的族人、乡亲均应“筹款尽善”。

根据百字家训精神，范仲淹约于北宋皇祐初年（公元1050年）前后，亲自筹措了一笔“公益基金”，惠养族人，让族中“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这个公益基金的名称被命名为“范氏义庄”。为此，范仲淹捐出自己几乎所有积蓄，在苏州吴县、长洲两县购置土地一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我们不妨算一算这笔账：南宋孝宗朝时，苏州的良田价格约为15贯（贯为古代穿钱的绳索，每一千文为一贯）一亩，假设北宋仁宗朝地价略低，按一亩地10贯钱估算，范仲淹出资购买的千亩良田，也需要一万贯钱。以购买力折算，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400万元。

范仲淹的个人生活十分俭朴。他一生“乐善泛爱”“好施予”。即便后来升为高官，有了余钱，仍然不改初衷。“终身非宾客食不重肉”“妻子仅给衣食”。早在尚未发达显贵之时，范仲淹已有志于设立一个基金赈济族人，只是“力未逮者二十年”。其后经略西北、官拜参知政事，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俸禄优厚，始有余财，积至晚年，差不多都捐献给了范氏义庄。可见，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绝非冠冕堂皇之语，而是率先垂范，身体力行。

他的四个儿子，除长子英年早逝之外，其余三子，都非常有出息，他们接过父亲的薪火，不断修正范氏义庄的规定与章程，牢记前辈训诫，精进勤勉，遍施善行，使范氏的精神财富得以发扬光大。次子范纯仁于皇祐元年（1049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武进知县。但他因为远离双亲，而没有赴任；后来，朝廷又改任他为长葛知县，仍未到职。范仲淹批评他道：“你以前以远离双亲为由不去赴任，现在长葛县离家不远，你怎么还不去就职呢？”范纯仁答道：“孝道当竭力，忠勇表丹诚。我怎能以禄食为重，而轻易离开父母！长葛虽离家近，但亦不能完全实现我的孝心。”毅然留在家中，孝敬父母，侍奉双亲，直到范仲淹去世后，才出去做官。他的哥哥范纯祐有心痛的毛病，范纯仁把他带在身边，像侍奉父亲一样对待他。医药、饮食、居住、服饰，样样亲自安排。宋庠做宰相时，推荐他担任史馆之职，范纯仁辞谢说：“史馆车马往来，热闹非凡，不适宜我哥哥养病。”富弼劝他说：“台阁的任职岂是容易得到的？何必如此。”但范纯仁为了照顾哥哥，坚持不去。他从知县一路高升到宰相，廉洁勤俭，始终如一。亲族中曾有人向他请教“秘方”，范纯仁说：“只有勤俭可以帮助廉洁，只有宽恕可以成就美德。”此人便将这句话作为座右铭。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但范公家族却瓜瓞绵绵，繁荣昌盛，与时俱进，历千年而不衰。整个范氏后代，先后出了80个状元、400个进士。物质财富似流水，精神财富如磐石。直到今天，分布于全国各地的范氏族人，依然谨遵祖训，将“先忧后乐”的家国情怀和《家训百字铭》精神，融化到日常生活规范之中。“凡我范氏族人，以上美德务必代代相传，以保持并发扬我范氏源远流长的优良作风”。可见，范仲淹家训的意义多么深远，影响多么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