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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日月山”陶文

海岱地区的陶鬶、陶鼎

中原地区的彩陶尖底瓶

　　1925年，王国维先生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做了一场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报告。王国维以汉代的孔壁古书、西晋的汲冢竹书、清末以来的殷墟甲骨、敦煌经卷、西北汉晋木简等为例，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学术论断：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
　　王国维所说的“发见”，还只是偶然的出土文献。1921年安特生主持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发掘，才是科学意义上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开始。百年现代考古对中国的人文学科产生了深广的影响，这里就其中的古典文学方面作简略回顾总结。

一、考古发现的文献资料与古典文学研究

     王国维于1925年作完“新发见之学问”报告之后，就为国学院新生开设了“古史新证”课程，并在该课程里提出了以地下出土文字资料印证地上传世文献的“二重证据法”。在王国维的影响下，后来有于省吾先生的“泽螺居《诗经》《楚辞》新证”，陈直先生的“《史记》《汉书》新证”，山东大学文学院高亨先生的《诸子新笺》等。可以说，“二重证据法”在整个20世纪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出现，而成为先秦秦汉文史哲研究的重要方法，影响至今乃至将来。
　　其一，出土文献有助于古典文学传世文本的准确理解。
　　传世先秦文献，一方面由于其行文特点与后世有异，另一方面由于其时代久远、背景模糊，导致了后人对其有许多不解，甚至误解的地方。
　　例如，屈原《天问》有一段叙述商族历史的文字。先说商族男性始祖契由其母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是为图腾诞生神话，所谓“简狄在台”“玄鸟致贻”。最后又写商汤建国之前得到贤臣伊尹的帮助，所谓“成汤东巡，有莘爰极”“水滨之木，得彼小子”。而在写简狄与成汤之间还有一大段文字（共24句），内容离奇，颇难理解。从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到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再到清代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等，均不得正解。
　　直到1917年王国维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利用甲骨卜辞资料才讲通了这段文字。原来这是有关商族先公王季、王亥、王恒、上甲微等祖孙三代到北方游牧地区与有易部族贸易牛羊，并与有易女子发生远古婚俗关系的离奇故事。王国维据甲骨卜辞讲通了这段文字之后曾兴奋地说，《天问》这段文字“皆商家故事，……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海经》《竹书》所不详，而今于卜辞得知；《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说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者，所当同声称快者也”。
　　其二，出土文献有助于认识古典文学文本产生的年代。
　　先秦文献文本的思想初创与形成定本，情况比较复杂，与后世文献大为不同。上世纪30年代著名学者余嘉锡先生的《古书通例》曾有总结，如先秦古书往往单篇独行、大多不提作者名、异本并行；及后人汇编成册时，又往往掺杂进编者的观念与时代的思想，因而有许多增、删、润、改之处。我们对先秦文献既要认识其单篇独行的早期性，又要分辨其后来汇编时增和删的可能性，但又不能够因后废前等等。
　　1944年《说文月刊》第4卷发表了甲骨学家董作宾的《王若曰古义》一文，公布了一版新出甲骨卜辞：
　　王若曰羌女李学勤先生将其标点为“王若曰：羌，女（汝）……”，这样，我们就豁然明白这原来是《尚书·商书》里常见的句式。如《盘庚上》“王若曰：格汝众……”、《微子》“微子若曰：父师、少师……”等。由此说明商代已有“王若曰”之类的训告体，《商书》诸篇应该是商代已经有单篇存在了。《尚书》的《周书》里也有许多“王若曰”的用语，这实际上是对《商书》文诰的继承。而不是如疑古学者所推测的《商书》里的“王若曰”是周人的拟作。
　　除上述之外，出土文献还有助于对古典文学文本作者的认定，有利于对古典文学学术史的认识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全面总结。

二、考古发现的文明史图景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中所说的“地下新资料”主要是指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但考古发现更多的是没有文字的遗址与遗物。中国百年现代考古揭开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一系列遗址与遗物的谜团。在此基础上，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接续努力，已经为我们证实了黄河上下、长江南北以及西辽河流域三百多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一万多年的农牧生产，五千多年的农耕文明。在这样时间悠久而空间广阔的背景下，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中国古典文学的形成过程与内涵特色。
　　因为农耕生产，所以有天体神灵崇拜、山川土地崇拜。在此基础上，阅读《诗经》《楚辞》就能从深层文化结构中去把握有关篇章的主题内涵、艺术特色等等。例如，《诗经》里的《大雅·生民》篇，就应该从天人合一的背景中去理解“履帝武敏”，再从农业生产靠太阳的角度去理解“帝迹”与“后稷”发明农业的因果关系。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感受《生民》作为周部族的史诗，在原始宗教仪式中，酋长率领全体族民歌唱时崇高、庄严、神圣的气氛。又如屈原《离骚》《九歌》里的花草美人、男女比兴也是农耕文明、原始意象等在艺术上的反映与创新。
　　又因为长期的畜牧生产，所以有了动物图腾崇拜，进而生发了神灵文学的丰富多彩，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另一条长盛不衰的红线。先秦有《尚书·尧典》“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吕氏春秋·古乐篇》“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左传·宣公三年》“铸鼎象物”，《山海经》的半人半兽，《楚辞》的驾龙乘凤等等。这些早期文明时代的畜牧生产、动物图腾崇拜等远古文化基因，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极其深远。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唐宋传奇故事，明代《西游记》里的猴王孙悟空、猪精八戒、龙子沙和尚，清代《聊斋志异》的谈狐说鬼等等，都是远古动物图腾在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再创造。

三、迎接古典文学研究黄金时代的到来

       上个世纪20年代，是王国维所说的中国考古“发现时代”，再到了80年代之后，考古进入了“大发现时代”。现在百年考古之后，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考古新资料，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迎接考古学及各人文学科黄金时代的到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任重道远、前景广阔。新的时代已经为古典文学研究黄金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努力去创造，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我们应该自觉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学习研究，全面掌握分析考古材料；坚持“两个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古典文学具体发展阶段、具体思想内涵、具体表现艺术相结合；进而分析归纳中国古典文学独特的发展规律与民族内涵，建构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
　　例如，中国古代由于农牧生产、血缘管理的特点，保证了原始意象、形象思维、族群观念的长期延续。春秋时代的孔子仍然强调“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正是这样的文明形态、民族特性，才成就了先秦诗骚、两汉辞赋、齐梁骈文、唐宋诗词、金元戏曲、明清小说的繁荣发展。中国作为一个有悠久传统的“诗的国度”，在世界文化园里，璀璨夺目。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发掘、总结宣传，最终让世界了解中国古典文学，进而了解中华文明形态、中华传统思维、中华民族精神。
　　我们山东大学的古典文学研究有悠久的学术传统，是全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重镇。党的二十大刚刚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启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我们应该踔厉前行、奋发有为，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黄金时代的到来，做出山东大学的贡献，以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作者系历史文化学院、文学院教授，本文根据作者于2022年10月18日在文学院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