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竺副委员长为农村合作医疗纪念馆题名在中国合作医疗发源地、创始人覃祥官的家乡———杜家村(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乐园村三组)先前建有农村合作医疗展览馆,后来重建成“中国合作医疗发源地纪念馆”。
2016年3月24日,人大副委员长、国家卫生部原部长陈竺为中国合作医疗发源地纪念馆题馆名。他们还曾让我题了两幅字,另外还题了一个“覃祥官同志故居”。纪念馆反映了覃祥官始创长阳乐园合作医疗发展的来龙去脉及辉煌成就,现在的城乡居民医保与长阳乐园合作医疗一脉相承。
1968年12月,经毛主席批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转发了《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由此长阳县乐园公社合作医疗制度迅速在全国推广。此后半个多世纪,深处贫困山区的乐园村,一直领跑中国农村健康事业。
三峡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宜昌医专为农村合作医疗及其人才培养、防病治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021年6月26日,三峡大学医学院在中国合作医疗纪念馆挂牌成立“大学生医德教育基地”,旨在激励教育医学教育工作者、医学生们不仅要铭记这一历史,更要延续红色基因,传承发扬好合作医疗精神。
吴仪副总理到长阳调研促进新农合实施1978年,国家实施医疗体制改革,合作医疗开始萎缩,但新的问题出来了:老百姓看不起病。这个问题受到党中央的重视,2002年12月5日,就派当时的吴仪副总理在长阳开了个座谈会。不久,温家宝总理在怀仁堂也开了个座谈会,谈农村的医疗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2002年,国家推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即新农合)制度。新农合就是老百姓拿一部分钱,国家拿一部分钱,合作医疗又办起来了,通过报销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说,新农合就是在这个农村合作医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在党中央非常重视医疗问题,农村合作医疗逐渐办起来了,且办得越来越好,农民看病真的得到了保障。如果没有当时的合作医疗打基础,新农合也不会进行得这么顺利。
宜昌医专的老师和领导们当年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的大量工作,对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功不可没。
我个人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在那里十年,我得到了生活技能、身体锻炼等方面的锤炼,得到了成长。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医学生到农村去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特别是在艰苦条件下,就显得更有意义了。在长阳十年 我受益良多我毕业于湖北医学院(现武汉大学医学院),1970年8月被分配到长阳县乐园公社卫生院工作,先后担任全科医生、外科医生、副院长。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12月调到宜昌医专工作,随后在湖北三峡学院、三峡大学工作到退休。
长阳乐园,是我国合作医疗制度的发源地,是中国农村卫生体制改革的一面红旗。这个制度的建立和推广,基本解决了几千年以来农民看病吃药难的大问题,基本改变了农村尤其是边远山区缺医少药的状态,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当时盛行“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在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引下,我们来到长阳乐园卫生院工作一干就是十年。我参与了合作医疗的创建、发展与传承,为农村合作医疗事业日夜奔忙于大山不言苦,解除病痛为人民献青春。这十年,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那个阶段经历的锤打和锻炼,练就了什么样的苦都可以吃,什么样的活都可以干的我。发展合作医疗的参与者1968年加了编者按的《人民日报》报道长阳合作医疗后,全国合作医疗如同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地发展了起来,乐园也得到了省、市、县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
那时的乐园人气很旺,学习参观者络绎不绝,“合作医疗就是好”的口号传遍全国。各级组织的工作队、宣传队进驻乐园;解放军医疗队、省人民医院医疗队开进乐园;宜昌医专领导开辟乐园为教育改革基地,开办五七医科大学等。
合作医疗建设得如火如荼,在这个大好形势下,我们几个学生从武汉被分配到乐园。由城市到山区,由学生转为医生,这个落差让我们压力山大,面临着严峻挑战:乐园山大人稀,居住分散,交通闭塞;有半年时间寒冷;吃的是杂粮,喝的是地面水;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医疗条件十分落后;没有护士,开展医疗工作,仅凭我们一双手,医护工作都得自己干。
刚到乐园时,碰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没饭吃,饿肚子的事时有发生。我们必须克服和战胜面临的许多困难,才能适应和开展工作。经过半年时间,我们挺过来了:习惯了吃杂粮,喝地面水,学会走路,天天爬山,步行出诊。
第二个困难是工作。实话说,我们尽管在大医院实习了一段时间,但都有老师带教。分配到乐园后,需独立开展工作,没了大医院的检查设备,没了化验,也没了护士,仅凭一双手,一个听诊器,外加眼睛,没有别的东西了。我感到自己本领不够大,学的知识不够用,最开始的工作很是艰难。但既然我们来了,就要干活,就要细致,好好对待村民们,随叫随看,随叫随走,凭小本事发挥大作用,全心全意为病人考虑。
调离长阳之后,我们曾到那里去过两次,现在情况大变,特别是精准扶贫以后,卫生院是新的,配有医生和护士,设备也有了些。
我记得刚开始就碰钉子了。一个村民得了阑尾炎,我背个包就出诊了。阑尾炎诊断没问题,之前实习时看过,也做过手术,但要把病人转运到区医院要步行五六十里山路。病人说:“艾医生,你得想办法救我!”我说:“肯定转不了院!只能打针了。”我用青霉素、链霉素打针消炎,让它吸收。结果,打了几针,只过了两三天,病人就好了。
我还碰到过一个惊险事。有一天,半夜有人来敲门,说有产妇生孩子胎盘不下来,出血不止。唯一女医生彭老师外出进修。我只好硬着头皮带着一位草医翻山越岭走了几十里山路,天亮时才到那个叫千层岭的地方。去了之后,只见病人脸色苍白,这可怎么办?我只能用自己学过的知识来解决。我先让草医赶紧熬一罐子中草药汤让产妇喝下,以促进子宫蠕动,再打一盆热水,用毛巾搭在孕妇的肚子上,她胎盘的脐带被扯掉了,抓不到地方可牵拉,真的很惊险!产妇喝了中药之后,就接着给她打子宫止血针,也叫催产素,再慢慢给她做按摩,按着按着胎盘掉下来了,终于把产妇的命保住了。若是转到区卫生院,没有交通车,只能靠人抬,产妇肯定经不起折腾。我就这样让小本事发挥大作用。
我们无论门诊还是出诊,都对病人态度好,又比较细心,后来就在乐园传开了。他们都说,艾医生、彭医生好厉害!
再后来,可就不得了啦!乐园家家有广播,广播里一喊,家家都能听到,只要有人生病就喊艾医生。所以,我们头两三年基本上都是在外面跑,而且是随叫随走,有时是人来喊,有时是被广播叫,做乡村医生确实很累。
见证长阳合作医疗成为全国的一面红旗当时的乐园没有西药,我们带去了才开始有。那时候的口号是“每人交一元,看病管一年,挂号收五分;一根针一把草,合作医疗少不了”。
乐园的合作医疗为什么能搞起来?为什么能解决一些问题?那是因为它通过合作医疗,一是建立了三级医疗网点:一级是公社卫生院,医生不多,当时只有5个医生;二级大队卫生室,配有赤脚医生;三级是小队,有草药房。二是把中草药系统建起来了。公社卫生院以中草药为主,我们去了之后才开始用西药;大队卫生室主要是中草药;小队还是土药房。就这样,从小队、大队、到公社卫生院都有药房,所以“一根针,一把草,防患治病少不了”。原先是缺医少药,现在是有医有药,农民能够看病,能够有药吃。
合作医疗的创办是由覃祥官同志以村为试点做的,经过他的普及和报告,合作医疗的影响就大起来了,基本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去那里参观学习。后来,公社还专门建了一个招待所和展览馆,展示“合作医疗就是好”。当时的医疗普惠,合作医疗立了大功。农民能够吃药,感冒发烧、腰腿疼痛等许多常见病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因为小到药房大到卫生室都建在居住地附近,每个大队都有卫生室,基本上能够解决农民就医的问题,很方便。
应该说,合作医疗是个伟大的创举。每人每年交一块钱,放到公社统一使用,合作共赢。公社卫生院主要解决一些大病,多用西药,而下面卫生室则用中草药为主,基本不用西药。乐园每年4000多块钱,主要采购西药,中药则大量自种、自采。针灸、推拿、拔大罐使用广泛,西药的使用非常谨慎。而且西药使用效果很好,和城里不一样,阑尾炎打了三天针就好了。我在乐园,中药西药一起用,西医诊断,用中药治疗。当地也有中药医生,但非科班出身,都是用祖传的医法。我就是从小事做起,用小本事治病,和当地的赤脚医生一样,做到肩上有药箱,手上有老茧,脚上有泥巴,心里有群众。手上有老茧是因为要劳动,看病之余要种中草药,还要每天早上去修公路。
我们在那里,既是医生又是护士,既要种药又要采药。乐园的药材种植每年种两次,我们跟着群众一起劳作。当地人认识的草药我们都认识,而且每个队里都要拿出一块地来种草药。我们当时主要靠一双脚,无论去哪儿,心里总有一个信念,无论是干得好还是干不好,都需要快速前进,因为是毛主席派我们来帮助群众的。同时,因为那里是全国的一面红旗,我们不能抹黑。有次过年我们没有回家,就在乐园卫生院吃年夜饭,中途来了一个喊接生的,彭老师放下碗就去了。就像这样,我们是随叫随到。那时没有交通车,直到1975年才修了一段到区里的简易公路,后来发展了才开始变化。
我们种药,还要制药,那时宜昌地区办了一个大型输液学习班,我去学习了一个星期,回乐园后开始自制“大型输液”,就是打吊针,真的帮我们解决了不少大问题。
我们还把中药制成水剂,做成针剂,像三百棒是用来止痛的,主要用来治疗跌打损伤和风湿。后来,某解放军医疗队把这个事情报道出去了,在东南沿海特别有效,要求寄三百棒针剂的信件络绎不绝,我们就大量制作寄给他们。但当时我们没有科研头脑,没想着把这个三百棒制作方法总结了留下来。
我们的医疗水平不能总停留在中草药治疗普通病水平上,需要提高一个档次以解决疑难急危重症,特别是我当了副院长之后,就想办法提高医疗质量。后来卫生院的人手慢慢增加了,我就着手建设团队。从1973年开始,陆续派人出去进修。到1976年左右,乐园的医疗队伍就培养起来了。有个内科医生是从同济毕业的,加上培养的五官科医生、妇科医生、麻醉医生、手术室护士等,组建了一支稳定的医疗团队,碰到需要手术的病人,我们自己可以做,能基本解决当地的常见急症重症和疑难病。
经过几年的努力,基本形成了以内外妇儿五官科为核心的医疗团队,医疗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还记得刚开始几年,我们在简陋的手术室里,用煤油灯、手电筒照亮给病人做急诊手术。在没有血源的条件下,彭医生还给一个妊娠七个月的孕妇做过碎胎术,至今想起来仍后怕。
有了医护人员后还需要设备,而我们刚去的时候啥设备都没有。由于湖北省、宜昌市的医疗机构经常派下来工作队,另外,解放军医疗队也和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我们就有机会向省里要求购置设备,有的简易设备还配置到大队卫生室,促进了我们医疗条件的改善。后来发展到鼎盛时期,我们的医疗水平相当于区级医院,各种设备也都有了。
我还想说的是,一个新生事物,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党的政策支持是办不成的。各级政府的支持使我们很快发展起来了,人有了,器械也有了,我们就可以大干了。公社相继有了拖拉机、大汽车、救护车等,修了公路,公社到区里、县里都通了公路,这都是政府的支持。
再就是要扩大队伍,我们当时只有三个人,后来是五个人,最后,从几个人到三十几个人,队伍扩大了。1976年合作医疗达到高峰期,1977年我们就基本上能独立解决各种问题,做到大病不出公社,确实遇到特殊疑难杂症无法解决的,就转到上级医院,但那也只是极少数。我们去了之后,最重要,也最根本的是我们提高了医疗技术,这是我们应该完成的任务,只能针灸、拔火罐是不行的,能解决疑难病症才是关键,特别是危急重症。
建立医学教育基地 传承艰苦奋斗一心为民精神再谈一下三峡大学对长阳、乐园卫生事业的贡献吧!
正当长阳合作医疗建设得如火如荼之时,当时的宜昌医专把长阳乐园公社作为学校的教改点,为他们锦上添花,促进了乐园合作医疗的发展。宜昌医专领导十分重视教改点的建设,主要领导多次赴乐园调研指导工作,还多次派出医疗队、学生实习队赴乐园巡回医疗、实习锻炼。派出的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副高及以上职称的老师到乐园施医、施教,如基础的有微生物学叶醒民、唐籍学,临床有外科的刘南生,内科有藏更年、钱达春(两次),妇产科的杜华驹,还有陈华成、谭德福等。
宜昌医专还在乐园创办“五七”医科大学,对当地赤脚医生进行培训。首先是编写赤脚医生全科教材,乐园卫生院和宜昌医专老师分工编写,医专老师钢板刻印、装订成册,赤脚医生人手一份。教材通俗易懂,精炼实用。其次是于1977年正式开办“五七”医科大学,前后办了三期,培养了几十名大队卫生室、小队土药房的赤脚医生,提高了他们防治疾病的能力。
谭德福老师曾率学生实习队到杜家村大队 (合作医疗发源地)卫生室实习,参与防病治病和培养赤脚医生工作。陈华成老师曾负责医专在那里所办五七医科大学的学生管理和教学工作。他们为乐园培养了大批赤脚医生,为合作医疗做了很大贡献。
三峡大学医学院党委多次赴乐园重点考察,挂牌医德教育基地,这对传承合作医疗创建精神、立德树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让老一辈三峡大学医学人的革命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下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
(本文由杨斌、田吉高根据2021年11月访谈艾寿坤教授口述记录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