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是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被誉为中国“市场经济拓荒者”。他亲身参与中国两个经济体制建设，是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官员之一，并于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薛暮桥是无锡人，1904年10月25日生于无锡县礼社镇，15岁在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初二时父亲去世。半年后，他辍学到杭州铁路车站当练习生，学习会计，20岁时已成为当时沪杭铁路车站中最年轻的站长。1927年，薛暮桥加入沪杭雨铁路总工会，投身工人运动，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在杭州被捕入狱，和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关在一起。在他影响下，薛暮桥开始学习苏联布格达诺夫的 《政治经济学》、日本河上肇的《资本主义经济史》等进步书籍，并学习了英语和世界语。三年多的牢狱生活，为他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奠定了基础。
出狱后不久，薛暮桥幸运地遇到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经济学家陈翰笙。在他指导下，薛暮桥开始从事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在回到家乡经过一个月的调研后，写成第一篇经济学调查报告：《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发表于《新创造》杂志创刊号。薛暮桥还与孙冶方等一起编辑《中国农村》月刊，并担任首任主编，刊登了大量调查报告及论文，也由此形成严谨的学风，于1937年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常识》。
抗战爆发后，薛暮桥参加了新四军，担任军部教导总队政治教官、训练处副处长，在1941年和1942年写出了 《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1943年初，他奉命留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主持对敌货币斗争，加大发行根据地的抗币，驱逐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日伪政府发行的伪币，从而稳定了物价，为成功地取得对敌货币斗争和贸易斗争的胜利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同时写了总结山东根据地经济建设和对敌经济斗争经验的大量文章和报告，对全国解放区的经济发展以及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48年，薛暮桥到西柏坡任中央财经部秘书长时，开始参与筹建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此后曾在中央和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国家计委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于1959年出版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因如此，他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着切身的体验。
十年内乱中，薛暮桥进了“牛棚”和干校。他除了埋头读书，也开始探索经济体制改革，撰写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初稿。在干校完成数稿后，他复出担任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使书稿的撰写工作进一步加快。到1979年8月，这部历时11年的经济学著作经过7次修改后在青岛最后完稿，于当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深刻的反思，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对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80年，薛暮桥组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并出任总干事，同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合署办公，为国家经济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政策建议。在当年9月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薛暮桥代表体改办作了《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说明，提出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商品经济。这为我国市场取向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后他还撰写了《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等论文。针对运输业、建筑业、饮食业、修理业、服务业等当时城市非常需要，却又非常缺乏的行业，他提出应允许发展集体企业甚至个体户；针对当时就业困难，他提出应鼓励回城青年自找就业门路，恢复传统小吃、小摊点等政策建议。在广东出现价格市场化引发全国性争论后，他又最早提出关于“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思想，为我国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提高，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1990年，因苏联和东欧的剧变，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思想有所抬头，中央政治局常委于7月5日邀请一些经济学家座谈经济形势和对策，薛暮桥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回到家中，他对自己的发言并不满意，7月15日又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封信，书面陈述意见。
1991年春，薛暮桥还针对可能使改革发生逆转的思想倾向，写就《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从商品、货币、市场计划、劳动工资、财政税收、银行金融、所有制、企业制度等10个方面进行分析，将多年的改革主张进行了一次综合论述，把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他的著作，对于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和经济思想发展史，对于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是宝贵的遗产。2005年3月24日，百岁高龄的薛暮桥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
2005年7月22日17时12分，薛暮桥与世长辞。对于薛暮桥在学术上的成就和治学精神，他的弟子吴敬琏有着非常经典的概括：“您对二三十年代我国江浙一带发达的市场经济有切身的体验，又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素养，对于解放后的经济发展，更由于亲身参与最高领导层决策而对政策演变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然而您从来不凭感觉办事，也从不固守老经验。我感到您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即使到了70开外的高龄，仍然能够不断汲取新的知识，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使您的思想始终站在我国理论界的前列。到了耄耋之年，还以极大的热情参与理论和政策的讨论。您在1990年针对当时保守思想回潮写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这两篇宏文，把有关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认为，您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您具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质，这就是认真求实和不断创新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