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马克思和孔夫子作为两个象征,前者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后者代表着儒家学说。本文就马克思与孔夫子的跨时空相遇，大体上从四个方面来展开：一是我们党百年来实现的“三个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遇的历史必然性，三是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相遇在时代性和民族性维度上存在的矛盾和一致，四是马克思主义同儒学会通的学理依据。了解这些内容，或许会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一、我们党从1921年建立，到今天已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在这个百年历史中，我们经历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渡；与此相对应的，我们成功地实现了三个“结合”。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

　　这主要是由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的，在实践上就表征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历史经验，经过理论的反刍和升华，其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当年在延安说过：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亚洲形式”。
　　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可以到处套用的教条，不是死板和抽象的原则，而是行动的指南。恩格斯就曾明确指出：
　　“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9页）。除了要了解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之外，还需要了解其文化条件。因为只有深入到文化层面，才能真正把握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
　　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看，我们吃教条主义的亏不少。最典型的是王明所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惨痛教训，它从一定意义上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而不得不进行长征。可以说，一部党的奋斗史，也是一部不断地同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进行斗争的历史。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克服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什么时候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事业就取得成功；反之，我们的事业就会遭遇挫折。
　　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撰写的两部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主要就是为了反对和清算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的。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之所以选择了毛泽东，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毛泽东熟谙中国国情。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读不懂毛泽东就读不懂中国；反过来也一样，读不懂中国也就读不懂毛泽东。他之所以能够胜出，绝不是偶然的，归根到底就在于他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区分了两种马克思主义，一种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他主张的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同中国具体国情有机结合，指导中国人具体实践，从而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才是有生命的，是一种活在中国人的具体实践中的学说。另一种则是教条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它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与具体实际无关的、抽象的、不变的、超历史的理论教条而到处套用。这种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它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之所以取得成功，其关键就在于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在实践上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这主要是由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完成的。人们一般认为，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是无法结合的，因为前者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后者则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它们怎么能够兼融呢？有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谁要是能够从学理上解决这样一个世界性和世纪性的难题，那么他就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党恰恰在实践上成功地实现了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我们提出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并把它诉诸实践。事实表明，我们正因此才取得了谁都无法无视的举世瞩目的伟大历史成就，从而达到了马克思当年所谓的“实践能力的明证”。
　　这一成功的结合，经过理论的反刍和升华，就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如果没有这个结合，人们就完全无法想象今天中国老百姓的物质生活资料能够如此的丰富和涌流。我们还是那些人，还是那样的基础和条件，为什么一夜之间就能够释放出如此巨大的物质财富呢？不得不承认，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借鉴和利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优点和长处。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在人与人之间对稀缺资源进行配置的一种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正是借助于市场经济创造了经济奇迹，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得非常明白，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其中的原因和秘密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于资本主义充分利用了市场机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我们同样能够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事实也充分表明，我们通过这种结合，的确创造了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经济奇迹。这一点谁都无法否认。
　　当然，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相结合，仍然属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范畴，但是它又带有新的特点。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安排的合法性仍然要由马克思主义来给出的话，那么市场经济就是我们中国特有国情所决定的一种选择。

　　（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问题，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突出出来，把它主题化。我个人认为，这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和历史语境的，这大概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看：
　　首先，文化问题到了今天已经变得格外重要和突出，这是由人类历史演变的大趋势决定和要求的。
　　20世纪末，美国学者亨廷顿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认为人类冲突的原因在古代、近代、当代是不一样的。人类冲突的最典型的形式就是战争。古代战争的爆发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造成的，例如掠夺财富、抢夺地盘；近代战争的主要原因就由经济转移到了政治，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碰撞、摩擦导致了冲突，引发了战争；到了当代，人类冲突的主要原因又从政治转移到了文化。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下，文化问题已经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任何一个有远见的国家领导人在做出选择和决定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眼光。正因此，美国另一位学者约瑟夫·奈就把文化看作软实力。
　　其次，这也是由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节奏决定和要求的。
　　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应该追溯到1860年代，第一波现代化是洋务运动，也就是实业救国，寻求经济现代化，但甲午海战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当时北洋水师硬件系统并不亚于日本，为什么被打得全军覆没、失败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对国人刺激很大。我们发现，这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涉及到政治变革的问题。当时的日本已经开始“明治维新”了，我们还是满清王朝。由此“逼”出了中国的第二波现代化，也就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一是改良，一是革命，但它们都没有成功。“百日维新”随着戊戌六君子被押上了断头台而宣告破产。孙中山先生1925年去世的时候，是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他的遗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怎么努力呢？就是要改造国民性，所以又“逼”出了第三波现代化，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显然，中国现代化的重心经历了经济、政治、文化等三个环节的交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又重演了这一脉络和逻辑，其重心也是沿着经济、政治、文化依次展开的。
　　因此，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看，问题都交集在了一个点上，那就是文化。文化的结构类似于地球，大致分为三个层次，最外面的是地壳，这是物质文化；最核心的是地核，是精神文化。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地幔，属于制度文化。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也是从器物、制度、精神诸层面一步步深入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化和发展，必然要求触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最内在的核心。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丰富和深化的必然诉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完成时”，它是“进行时”，是向未来敞开着的，它永远没有完结，是需要不断地深化和拓展的。
　　第三，这是我们走向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也是这种文化自信的一个要求。
　　晚清以来，我们被西方列强打败，中华民族有一种强烈的挫折感。随着“西学东渐”，中华民族通过“西学”这面镜子，逐渐看清自己的面目，从而有了一种文化自觉。我们很多措词，像“国学”“中医”“中国画”，在古代是没有的，它们只是晚清以后的产物。这些称谓所指称的那些东西，我们古已有之，但原先从不这样称呼。所以，这些措词的出现，其实就折射着东西方两大文明相遇这一特定的历史语境。正是这种相遇，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成为可能。
　　但毋庸讳言，这种文化自觉一开始是表现为文化自卑的。晚清之际，我们的受挫极大地伤害了文化上的自尊。强烈的挫折感使我们出现了一种自卑的文化心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文化自卑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所谓的“全盘西化”论。对此，当年胡适虽然不是发明者但却鼓吹得最有力。当然，胡适也承认，他并不相信中国人能够百分之百地西方化。他甚至说，我在这里写“全盘西化”的文章，使用的仍然是中国的“文房四宝”，身上穿的还是长衫。但为了改造中国文化，只好提出一个极端的口号来，其结果才能达成一个折中，这不过是一种策略上的需要罢了。尽管如此，这个口号一经提出，它在客观上就起到了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作用，也就是让人觉得自己百事不如人，什么都不行。后来又出现了一种新形式，就是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比如中国人生产的一种产品，本来就是供中国人自己使用的，但它的说明书什么语言都印上，就是不印中文。这并不是外国人强迫我们这么做的，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这样做的。我认为，其中反映出来的文化心态，也是文化自卑的一种表现。
　　但是，在今天，中国国家实力的空前增长，使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可以说，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目标和愿景。这一切，都使得我们的文化自信有了足够的底气。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不再是一个在现代化语境中的负面形象，随着西方后现代的来临，它的当代价值也愈加表现出来。比如，“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有助于当代人类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以义制利”的价值取向，有助于当代人类在追求物质利益时有一种道义上的自我约束，从而优化人与人的关系；有关提升人生境界的理念，也有助于当代人类在心灵上找到安心立命的处所，如此等等。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如果说西方文明的优点和长处是它的科学，那么中华文明的优点和长处就是健全的人生观。因此，我们提出文化自信决不是虚妄的，而是有充分理由的。在由文化自卑向文化自信转变的过程中，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格外突出地提上日程。
　　第四，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达到自为存在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首先要让马克思主义说汉语，这本身就是中国化的第一步。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一种语言就折射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存在。在此意义上，语言不是工具性的，它不是“用”而是“体”；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语言本身就建构着我们的存在方式。
　　拿汉语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人的具体实践，这其实就是实践意义上的中国化。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取得的丰富历史经验，经过理论的反思和升华，使其内在规律变成我们自觉把握了的内容，也就是深刻地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机制、实现条件等规定。从总体上说，以前的中国化探索，往往是在“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下实现的，我们甚至未曾刻意地去追求中国化，也没有完全自觉地把握这种中国化的内在机制及其边际条件。但是，要能动地建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客观上就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由自发到自觉、由自在到自为的转变。这一转变有利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少走或不走弯路，因而它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向更加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中，我们格外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未完待续）（作者系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