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最著名的翻译思想是他在1963年发表的《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的“化境论”，即“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其实，在这篇文章中，钱钟书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翻译思想，即：“译者运用‘归宿语言’的本领超过作者运用‘出发语言’的本领，或译本在文笔上优于原作，都有可能性。”1988年，钱钟书在《谈艺录》增补本中，再一次重申了这一思想：“译者驱使本国文字，其功夫或非作者驱使原文所能及，故译笔无妨出原著头地。”而这个翻译思想最早的萌发却是在1937年。他在评论菲茨杰拉德英译《鲁拜集》时指出：“英译剪裁二章为一、反胜原作”。因此，钱钟书的这个翻译思想完全可以冠之以“译本反胜原作论”。
钱钟书的“译本反胜原作论”不同于“翻译竞赛论”。后者是一种强烈的主观追求，而前者纯粹只是一种客观的描述，是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中得出的结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其实并无心与原作者一争高下，完全是在译者的母语表达水平胜过原作者的母语表达水平的情况下，顺乎自然所致。钱钟书列举了七个案例来实证自己的这种翻译思想。比如，他认为林纾的译文就比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英国作家）的原文好。哈葛德的原文滞重粗滥，对话呆板，尤其是冒险小说，里面的对话古代英语和近代英语相互混杂，显得不伦不类，令人觉得可笑、可厌。林纾的译笔也许不太工致，但整体说来比哈葛德“明爽轻快”。所以，他“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又比如，英国人裴德即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1894，英国文艺批评家)指出法国人波德莱亚（C.Baudelaire，1821-1867，文艺理论家）法译美国人爱伦·坡（Allan Poe，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的短篇小说胜过原文，故将法译本时时捧读，而置“文笔凡俗”的原文本不顾。
钱钟书本人在翻译实践中常常不乏“译本反胜原作”的范例。他翻译《毛泽东选集》，将书中引用的成语“吃一堑，长一智”英译为：“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许渊冲对译文的评语是：“形音义三美具备，令人叫绝”。其潜台词分明就是一种“译本反胜原作”的点赞。钱钟书还将《毛泽东选集》中引用的另一句成语“三个牛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英译为：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许渊冲说，这个“传诵一时”的译文，让“钱钟书无可争议地登上了中国译坛的顶峰”。“顶峰”的褒扬无疑是“译本反胜原作”的另一种说法。
钱钟书翻译实践中“译本反胜原作”的表现，尤以其学术专著里的多处散句外译中最为精彩。比如《七缀集》第41页中的One white-empurpled shower of mingled blossoms.（18世纪写景大师汤姆逊描摹苹果句）被译为：“紫雨缤纷落白花”。《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第109页中的When I remember all the friends so link’d together, I’ve seen around me fall like leaves in wintry weather.（诗人Thomas Moore句）被译为：“故友如冬叶，萧萧四落稀。”《谈艺录》第114页中的In shape the perfection of the berry,in light the radiance of the dew drop.（丁尼生赞彭斯句）被译为：“体完如樱桃，光灿若露珠。”等等。
钱钟书的“译本反胜原作论”具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第一，能够鼓励广大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努力提高“运用归宿语言的本领”或曰“驱使本国文字的功夫”。只有如此，方有可能出现“译本在文笔上优于原作”或者“译笔出原著头地”的效果。此前，要求中国译者提高中文水平的可谓大有人在。比如郭沫若，1923年就呼吁“对于本国文字要有自由操纵的能力。”（罗新璋《翻译论集》第331页）1954年，郭沫若又再一次指出：“如果本国语文没有深厚的基础，不能运用自如，即使有再好的外文基础，翻译起来也是不能胜任的。”（罗新璋《翻译论集》第499页）再比如茅盾，1954年提出“精通本国语文和被翻译的语文，是从事翻译工作的起码条件。”（罗新璋《翻译论集》第512页）1963年，傅雷深有体会地谈道：“平日除钻研外文外，中文亦不可忽视，旧小说不可不读，充实词汇，熟悉吾国固有句法及行文习惯。”（罗新璋《翻译论集》第512页）三位前贤的说法无疑都是诫勉式的，是对翻译工作者的基本要求。相对于郭、茅、傅的诫勉而言，隐含在钱钟书“译本反胜原作论”思想中的“提升母语表达能力”的暗示，可以说更具有积极意义，更具有诱惑力。试想，有哪一位译者不愿意自己的译作“在文笔上优于原作”或“译笔出原著头地”呢？
第二，能够指导当下通过科研立项将中国学术著作推向世界的翻译运作。毋庸置疑，这些学术著作的译文理所当然地应该入于“化境”，即“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而更重要的则是译者要敢于做到“译本在文笔上优于原作”。要达到这种境界，当然不容易，但这是值得所有翻译工作者踔厉奋发，努力追求的目标。（本文原载2022年8月31日《中华读书报》，转载时进行了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