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宋庆龄便约蔡元培加入鲁迅治丧委员会。10月20日，蔡元培便拟出悼念鲁迅的挽联：著作最谨严，岂惟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重，莫作空头文学家。10月22日，二时，蔡元培参加鲁迅葬礼并发表致辞。蔡元培之于鲁迅的影响和帮助，正如郭沫若所说：“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于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先生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的。”（《历史人物》）这种“没世不渝”的友谊，延续到了鲁迅逝世后、延续到蔡元培辞世后。1936年11月11日，蔡先生出席鲁迅家属及治丧委员会等人的茶话会，被推为鲁迅纪念委员会筹备委员，1月2日，参加鲁迅纪念委员会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蔡先生到会。11月15日，蔡先生撰写的《记鲁迅先生轶事》在《宇宙风》第29期上发表。自1937年5月起，蔡先生又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在国民党宣传部周转斡旋。至7月19日，被推为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在1938年，《鲁迅全集》编辑完成将要出版前夕，许广平致信蔡先生，请他为1938年复社版的《鲁迅全集》作序。关于这个“序”，也许令蔡先生踌躇，4月19日，茅盾来找蔡先生，且带来许广平的信件，这个信件应当还是谈《鲁迅全集》作序的事。4月29日，蔡先生与鲁迅的终生好友许寿裳信函商榷作序一事，希望许寿裳就“不可不说者及不可说者”详示之。6月1日，蔡先生的《鲁迅全集》的“序”正式写出。一本书的出版抑或“全集”出版中的“序文”，常规做法是事先约稿，等该书编稿临近完成的时候“序文”才能拿到，等“序文”拿到的时刻，该书也就即可开始付印，距正式出版不远了。6月5日，蔡先生把自己为《鲁迅全集》撰写的“序文”送给茅盾先生，“并附去甲种本纪念本一部之预约价法币一百元，取得收条”。6月23日，茅盾又致函蔡先生，嘱写《鲁迅全集》纪念本等字，以备刻在《鲁迅全集》纪念本的木箱子上。半年之后的11月4日，茅盾给蔡元培先生送来《鲁迅全集》乙种本一箱。
二
“赙敬”的故事由此开始。蔡先生预定的是《鲁迅全集》甲种本，送来的却是《鲁迅全集》乙种本。原来，鲁迅纪念委员会在编辑出版《鲁迅全集》时，特别出版装帧豪华的《鲁迅全集》甲种本，自然价格也高，由此以“预约”的销售方式，目的在于筹措资金。这预约的对象自然是收入颇丰者（或者大款富豪之类），按个人财力，蔡先生当不在预约对象之列。但蔡先生主动拿出一百元“预约”购买，也能见出他这位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的自觉。
当时，《鲁迅全集》出版资金紧张，书出版后只有销售出去才能收回资金。多销售一套自然就多一点收入，多赠送一套自然就少收入一点，因此赠书给谁不是随便处置的。对于赠送蔡先生的《鲁迅全集》乙种本，是鲁迅纪念委员会在会议上决定的。1939年4月，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王纪元来找蔡先生，带来鲁迅纪念委员的函件，讲蔡先生既为《鲁迅全集》作序，并力为提倡。“会中议决，应赠乙种本一部”，前所收预定款应送还等等。但蔡先生于1月27日致信纪念委员会，谢谢赠书，又讲“鄙人对于鲁迅先生身后，终不愿丝毫无物质之补助；请以此款改作赙敬，仍托王君转致许景宋女士。”蔡先生请喻卡尔将函、款送回在香港九龙的王纪元。
王纪元办事没有十分办妥。便写信给许广平。
许广平接到王纪元的信函，于6月底致信蔡元培先生。许广平的来信，蔡元培7月1日收到并在《日记》里专门记载。两年后的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先生辞世，享年74岁。
三
蔡元培先生的道德文章，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口皆碑。《蔡元培全集》、《蔡元培年谱长编》以及多种传记、回忆、怀念纪念文章、研究论著等等，比较全面地记录与揭示了蔡先生业绩与成就，此处不表。仅从他对自己的《鲁迅全集》预约款的“赙敬”处理，颇能见出蔡先生的古风高谊，也因此衬托鲁迅先生的磊落与伟大！鲁迅、蔡元培先后去世了，但蔡、鲁之间“没世不渝的友谊”在许广平手里通过“书的赠送”仍在延续中。蔡元培去世后，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成立了“孑民图书室”，作为纪念。身在上海的许广平致信表达了将向孑民图书室捐赠鲁迅著作的愿望。1947年元月20日，孑民图书室致信许广平，表示将派本室的金永庆到上海与许广平接洽，在1947年2月22日，许广平向前来接洽的金永庆赠送《鲁迅全集》纪念本一部。从后来的信函中能得知，许广平曾多次致信“孑民图书室”的同仁们，使图书室的工作者“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更起劲地继续着这件平凡的工作”。“毫无疑问的，您的不断鼓励和援助，就是我们工作的泉源。”信中还说：“得到您一次又一次的援助，我们欢喜若狂，至于这批即将到的礼物由邮寄来确实不便，我们只有遵从您的办法，……”罗歌回忆可资佐证，他说：1947年9月，我曾遵照地下党的指示，负责筹建“孑民图书室”，在向全国作家、出版家以及文化界人士募集书刊的工作中，首先得到许广平的赞助，她将自存的二部楠木匣装的《鲁迅全集》纪念本送给我们一部，并亲笔复函：“该书皮面烫金，道林纸印，铜板图纸。而最值得珍贵的，是有贵室长孑民先生亲题之字，以为贵室永久纪念，其意义弥足诊视的。”当时，外卖将这件珍品放在北大民主广场公开展览三天，吸引了全校教职员工和同学，从而推动了募集图书的工作。（罗歌：《“我要把一切还给鲁迅”》，《鲁迅研究动态》1986年增刊）许广平对“孑民图书室”的支持与援助是“一次又一次”。如果说捐赠图书与支持是有形的话，更可贵的是来自许广平的令图书室的工作人员鼓舞与激励的无形的精神激励。在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取得胜利，解放战争摧枯拉朽，身在上海民主战线勇敢战斗的许广平，以《鲁迅全集》等书的捐赠，使蔡元培、鲁迅两个光辉的名字，“活在每一个北大人的心里，活在每一个青年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