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一点架子也没有，有时路过就进去看看，在老师那里问个问题就走，所以那时美术上的事难不住我们，有问题就去看看叶先生。当时是困难时期，每月发点心票，我写文章也有一点稿费，买一点东西看老师，觉得更舒心。其实，不带东西去，老师也一样热情，只是自己觉得麻烦人不合适。我常去看望叶先生，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叶先生晚年。“文革”后，恢复政策，他出书时，知道我文学底子不错，让我帮着校稿。
李义昌老师知道我喜欢国画，领我去陈半丁先生家里拜访。我在天津十中上初中时，美术老师惠夷之先生在1955年、1956年带我去北京见过齐白石、陈半丁大师们。惠老师也是陈半丁的再传弟子。到了北京，见到陈半丁，感觉特别亲切。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陈先生过世，十几年中一直跟陈先生学习。有什么研讨会或展览都让我去。陈老特别爱说话，讲北京的那些事，解放前的事，美术史上的事。我后来搞美术史论需要资料，陈老师讲的那些事都成了史料！
在天津我拜孙其峰为师，孙其峰老师等于是汪慎生、王雪涛的下一辈，而陈半丁是汪慎生、王雪涛的老师一辈，也就是孙其峰的师爷。孙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惠夷之的同辈人，其实陈半丁是我的太师爷。所以我学画是跟陈半丁、王雪涛和孙其峰、惠夷之等三代画家学的。陈老师特别实在，绍兴人。我与陈老师学画，也是负责美术组的李义昌老师介绍的。
当时北京胡佩衡出了一本书《怎样画山水画》，很有名，大家都喜欢山水。当时画山水只能看画册，李老师说不行，得见真佛，领着我们去见胡佩衡。那时胡先生身体欠佳，已不能教学生了。
当年美术组几乎一两个月就去拜访一位画家。李义昌老师也搞宣传，新生入学，李老师带我们画欢迎画，写标语，迎接新同学。一到秋天，去香山、去长城，练写生，长见识。在师院上学时，除了文学之外，还和李老师学了比较丰富的美术知识，有了宽阔的视野。他领我们见的人物，都是当年顶尖的美术家，这些人魅力无穷，为我的人生留下永远的记忆。
在中文系教目录学的是曹家祺老师，是研究古籍版本的专家，还是在北京享有一定名气的书法家。他的教案都是用书法写的，讲课不用稿，张口就来。告诉你文学的主要典籍目录藏在哪里，善本书藏在哪里，怎样看书，在哪里查，怎样看报，民国报纸怎么查。善本书藏在北京图书馆北海等，画史画论一类在首都图书馆，告诉你地点让你去。所以一到星期日，我就买个馒头拿个水萝卜，到老师指定的场所去，除了拜访名家，就是看书。
在曹家祺老师家里，我多次看到启功先生，二人关系很好，启功管他叫大师哥，二人都是陈垣先生的学生。当时启功是北师大的讲师，对师哥很尊敬。启功话不多，光听曹家祺一个人讲。可惜曹家祺先生在“文革”中去世了。后来，我问过天津的启功先生的弟子陈启智，他也见过曹家祺老师，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我在母校时，一是学文学，文学成了以后专业的基础；另一个是老师满足了自己的画画兴趣，美术成了自己的专业，这两个虽不是一回事，但文学是艺术之母，它们有因果关系。在北京这段时光，河北北京师院的师长们为我人生播下文化艺术的种子，为我开阔了胸怀视野，我永远感谢母校。
我接触的老师们多是当年国内一流学者和专家，后来知道这些人了不起，都是写在历史上的人物。我进入文学艺术领域不是偶然的，我爷爷是清末秀才，父亲能诗擅书。一上学，美术老师惠夷之是齐白石的再传弟子，教文学的校长高去疾是大专家，调美院后接李智超先生的班。我高中语文老师、校长高去疾是续写红楼梦的作者高鹗的后代，文字学专家，和李智超是姨表兄弟，都是我的老师。———这是多大的缘分啊！
1977年末，我调入美院，成了李智超教授的继承人。1979年，李智超先生身体不好，上不了讲台了。我把写的文章、备课材料给李智超看，他说：“行，你是高去疾的学生，文章写得挺规范，都合格，大胆地教吧。”听完我一节课，就把课交给我了。从那时开始，我教画论一直教到退休。
正是前面的因果关系，本来教中文的我改教了画论。孙其峰1947年在北京艺专毕业后，一段时间教山水画和画论。孙其峰是李智超的学生，当时，孙其峰是系主任，后来当了副院长。李智超选我做接班人，我还是孙其峰的学生，所以顺理成章地由教文学课转为教美术史论类课程。
我一直边搞理论边画画，1980年评为讲师，1987年评为副教授，1991年评为教授。理论方面参与四项国家级重要项目，其中两项我做分卷主编。自己出版30余种学术著作，还出版大型精装个人书画集。1999年被评选为中国绘画百杰。退休后中央电视台的鉴宝节目还请我去鉴宝。多年来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硕士班画论课客座教授。（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