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汉董院士:云南保山人,1962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化学系,1988年9月获日本京都大学药学博士学位,1990年至1994曾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2003年入选中科院院士,现任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系统研究了我国唇形科香茶菜属、五味子科、红豆杉科等科属近三百种植物的资源和次生代谢成分,阐明了这些植物的化学物质基础,发掘了一些新的资源,发现了系列新骨架及新类型化合物,发展了萜类化学,丰富了天然化合物的内容。
截至2020年,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790余篇,其中SCI收录560余篇,获授权专利30余项,出版专著4部,24项科研成果分获国家、中科院和省部级奖励,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70余名。
对母校的寄语:希望母校始终坚持“会泽百家,至公天下”的精神,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更大的贡献。
他叫孙汉董,我国著名的植物资源和植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
初见孙汉董院士,他满头银发,戴着一副方形宽边眼镜,谦逊、儒雅。在云南这个“植物王国”里,82岁的孙汉董穷尽毕生精力,只为探索植物中化学成分的秘密。
大学四年没回过一次家
1939年11月,孙汉董出生在云南保山一个农家小院,父母都是勤恳耕作的农民。他从小就帮着干农活、做家务,养成了勤劳吃苦的精神。
1958年,孙汉董高中毕业,考进云南大学化学系。一辆老式的、烧木炭的客车,载着年轻的他在路上颠簸了4天,才从保山赶到昆明。
在云南大学读书时,遇上“三年困难时期”,本来资助他上学的哥哥没了工作,一个月不到10元钱的助学金便是他的全部生活费。因为凑不够路费,大学四年,孙汉董没回过一次家。
大学期间,很多学生吃不饱,学习风气比较涣散。孙汉董记得,这一关键时期,时任云南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的高治国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的文章,在全国高校引起了热烈反响,特别是对端正学风和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产生了较大影响。
大学毕业,成绩优异的孙汉董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然而,在有机化学老师竭力推荐下,他临时被调到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开启了与植物化学半个多世纪的缘分。
河南林州一带以前为食道癌高发地区,当地百姓用一种名叫“冬凌草”的草药泡水喝,有一定疗效。
1975年,河南冬凌草协作组找到孙汉董,双方开始合作研究冬凌草。半年后,孙汉董和同事们发现冬凌草的主要活性成分为二萜类化合物冬凌草甲素和冬凌草乙素,为后来冬凌草成为抗炎、抗癌药物奠定了基础。
“迄今为止,全世界一共研究了79种香茶菜属植物,我们研究组研究了其中的67种。全世界从该属植物中共发现了1200多种新的二萜类化合物,其中有900多种是我们发现的。在香茶菜属植物化学这个小领域里,我们团队是世界研究中心。”孙汉董说。
搞科研要坐得住“冷板凳”
1986年开始,日本的导师再三邀请孙汉董前往日本读博,但孙汉董手头尚有不少课题,未能成行。1988年,年近50岁的孙汉董终于成行。
当时,国外已采用核磁共振等谱学技术对植物成分进行分析,不懂这些技术,在日本是很难将研究进行下去的。
行前,孙汉董查阅和整理了有关文献资料。到日本后,他很快能熟练地应用这些技术,讨论到碳谱波谱技术时,他的一些认识常常得到日本导师和同事们的认可。
靠着深厚的研究积淀,不到一年,孙汉董便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
获得博士学位后,导师曾劝孙汉董留在日本并许以优厚待遇,但他决定回来:“人家国家再好,也是人家的。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家庭在中国,祖国养育了我,我必须回来。”
上世纪末,孙汉董团队开始了对五味子的研究,“五味子在传统中药中运用极为广泛,但过去因条件所限,对其有效成分的认识有局限性”。
五味子科植物在我国共有30多个种,孙汉董研究团队已系统研究24个种,发现了500多种新化合物,特别是发现了结构新颖的五味子降三萜类化合物,为相关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孙汉董说:“研究中,我们首次发现了五味子活性化合物的一种衍生物具有强抗艾滋病病毒的活性,不仅活性强,而且毒性低、易工业化生产,目前在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项目的资助下,正开展临床前的相关研究。”
几十年如一日,孙汉董团队始终咬定一科一属植物进行系统研究。孙汉董说:“搞科研要坐得住‘冷板凳’,哪怕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只有坚持,才可能有所发现,取得成绩。”
“八小时出不了科学家”
七十多岁前,他都还会带团队去迪庆等地采集研究植物样品。这几年随着年岁增长,他很少再到野外。但只要不出差,他仍然每天到实验室。
孙汉董常常对学生们说:“我们这个行当是动手科学,不能单纯按照八小时来计算上下班,需要全身心投入。八小时出不了科学家!”
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拔尖人才从事植物化学研究,沉下心来,成为植物化学研究领域的引领者。
母校云南大学即将迎来建校100周年,孙汉董感恩母校的培养,他希望母校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更大的贡献。(程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