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说千回百转是人生的主旋律，但再多的千回百转也比不过溥仪的一生。1906年，爱新觉罗·溥仪在风云诡谲、风雨飘摇的晚清降生于皇亲贵胄---醇亲王府邸，出过两位清朝帝王的醇亲王府，于光绪帝和宣统帝而言，少了平常百姓间的人伦亲情，多了家国天下的责任和使命。都说出生在帝王之家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可于某些帝王而言，其中的艰苦和辛酸不胜言表，如南唐后主李煜、明熹宗朱由校、清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等。
1906年出生，1908年登基，幼帝登基后造成的一系列历史与其说是他造成的，不如说是背后的大臣和时代造成的，孩童的意志不足以引起风云变幻。宣统帝的一生一直想要“进”，光复中兴，再造大清帝国，这是他的理想，但造化弄人似的，他的一生一直在“退”。从帝王退到民国紫禁城优待（1912-1924），从优待退到天津的“行在”
（1924-1930），从天津的“行在”退到北京的静园（1931-1932），再退到伪满洲国“康德皇帝”（1932-1945），再退到苏联战犯管理所（1945-1950）、再退到抚顺战犯管理所（1950-1959）。从“皇上”退到了“人”，也可以说，从“皇上”进步到了“人”，一连串的“退”最后以“人”结尾，我想这一定是祖国给他最好的结局。
书中说他的记忆在民国优待时开始，从小受到帝王思想熏陶的溥仪一样有“再造中兴”的伟大理想，不想让“祖宗家业”到此结束，这是非常能引起共鸣和同理心的。理想是有，然而历史的车轮已在时代的潮流中不断前进，并非人力所能扭转的。溥仪有“复辟”的理想，亦可以说是“复辟”的迷梦，日本占领东北后，用巧语谎言“绝无领土侵占之意……邀请溥仪回到祖宗发祥地，再创中兴”麻痹了溥仪以及清朝遗老们的神经，或者，可以说是这些话点燃了溥仪和清朝遗老们心中的“复辟”引线，从而点燃了这一束“火树银花”。溥仪如愿以偿地成了“康德皇帝”，但这已经不是他和清朝遗老们心中的“大清帝国”，在日本的面纱一层层揭开的过程中，溥仪慢慢意识到事与愿违的愤怒和无奈，但却早已被日本高压的政治和武人封锁包裹得严严实实，没有身为“人君”的权利，甚至没有自己的空间。
伪满后期，他自己说“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以外，大概用这八个字可以概括了：打骂、算卦、吃药、害怕”，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悲凉。对于日本对中国造成的一系列惨案，很多人质问他为什么不站出来制止？与其说他同流合污，不如说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伪满洲国，他走上了一条与初衷背道而驰的道路，且中途再也退不回来了。
日本战败后，溥仪在日本的协助下准备前往日本，但被苏联中途带走，开始了在苏联五年的拘押生活。虽是作为战犯管理，但苏联给予了溥仪极大的尊重，衣食住行虽说比不上以前的帝王时代，但最起码还可以说是比较优待的。身边的亲人大臣也给予他一如既往帝王般的尊重。到了国内战犯管理所，溥仪慢慢从“皇上”变成了“人”，从因为穿衣服穿不好、剪指甲剪出血、分不清花和草等一系列平常人觉得很简单的事而遭受到其他犯人的嘲笑，从周围人对他“皇帝”身份的好奇到慢慢的习以为常。十年的改造，他经历了“天上人间”的变化，但就如他书中所说的，是党和政府教育了他，让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历史讲究“势”，溥仪“复辟”的心愿主观上可以理解，但客观上却是历史的反动。不能顺势而为终将会被历史给扳倒，他曾经站在历史的至高点，又曾跌落到历史的低谷，但幸运的是他生在中国，长在中国，这个充满力量而又具有包容心的伟大祖国，最后让他成功走上了“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