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作为重大文化盛事，就是天下闻名的四大民间藏书楼，即海源阁、铁琴铜剑楼、皕宋楼、八千卷楼。其中，海源阁为四大藏书楼之首，位于今山东聊城市中心，共经历了子孙四代苦心孤诣，其藏书量之多、版本之珍贵都是首屈一指的，最盛时藏书多达20余万卷。其第一代主人、筹建者杨以增（1787—1856），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杨兆煜，是嘉庆三年举人，笃嗜文史，闲暇即搜罗古书、宋元古刻数十种，建有“袖海楼”“厚遗堂”以藏书。
杨以增于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历任贵州荔波、贵筑知县，兴义、贵阳知府，广西左江、湖北安襄荆郧道员，河南开归陈许道员，两淮盐运使，甘肃按察使，陕西布政使，江南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等职，为官重教化，被誉为有“两汉循吏风”，与林则徐交情深厚。他秉承父志，酷爱藏书，自道光五年（1825）开始搜藏宋元珍本秘籍。道光二十年（1840），在学者梅曾亮、包世臣协助下，创建了藏书楼“海源阁”，阁名典出《礼记·学记》“先河后海”，取“河为海之源”、慎终追远、“涉海而能得所归”之意，兼具“天一阁”的防火理念。这颇似“浮于汶达于海”之意境！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江南名门所藏珍籍，常有散落于民间者，杨以增利用为官之便，不惜巨资购得很多珍藏。由于海源阁效仿天一阁，对藏书实行严格封闭、秘不示人的管理方法，有一年《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冒雪前去东昌府试图登楼一阅，但照样遭到了杨家拒绝，于是刘鹗为发泄不满，在《老残游记》中附诗曰：“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嫏嬛饱蠹鱼。”可见海源阁是将清初江南四大藏书名家——泰兴季振宜（号沧苇）的“一经四子斋”、常熟钱曾（字遵王）述古堂、苏州黄丕烈“士礼居”、苏州汪士钟“艺云精舍”所藏宋元旧椠，大多收入囊中，别辟了“宋存书室”予以庋藏。而其所收天水旧籍，以及所附元本、校本、影宋抄本，与后得宋版《毛诗》《三礼》《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再辟“四经四史之斋”特别庋藏。杨以增曾辑印《海源阁丛书》。至其子杨绍和时，曾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又购买了清室第二代怡亲王弘晓“乐善堂”的藏书。其孙杨保彝，曾任山东省通志局会纂，又使藏书有所增加。至清末，海源阁藏书达3236种、208300余卷。惜乎，海源阁藏书是四大藏书楼中损毁散佚最为惨烈者，在捻军、土匪、民国军阀混战中，屡遭书厄。其中最大的灾难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1861年（咸丰十一年，辛酉年）二月，捻军攻至肥城西部，前锋直抵杨氏别业——位于华跗山庄的陶南别墅，将海源阁分散秘藏于此处的珍贵书籍，焚毁近半（该处藏书约为杨家总藏书的五分之三）。事后清查“珍藏图籍，幸犹十存五六”。
第二次是在民国十八年（1929）7月，匪寇王金发千余人进犯聊城，设司令部于海源阁，将所藏宋元秘籍、金石书画，择优掠去，损失惨重。据当时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现场描述，“书籍零乱，积尘逾寸。宋本《史记》残余一册，宋本《咸淳临安志》残余两册，均散置地上，与乱纸相杂。字画碑帖，仅存轴木夹板，中心多被撕去。藏砚数十方，仅存砚盒，所有砚石无一幸免……”。
第三次发生在1930年蒋冯阎大战，冯玉祥部下王冠军亦设司令部于海源阁内，趁机劫取宋元精版书籍八大木箱。1931年1月16日《中央日报》报道：“王匪除将杨氏藏书运走大批外，焚毁者尤居多数，甚至做饭用书烧火，睡觉用书作褥，吸大烟用书，擦枪、拭灯、擦桌子、擦鼻子无不以书为之，致价逾连城之古书，几破坏净尽……院内室外书籍满地，厕所马厩亦无地无之，院内书籍尽为大雨淋烂……。”“在土匪占据聊城时，日常以杨氏书籍出售，购者随意予价，略不计较。有时割裂包物煮饭，或带出作枕头使用……”。是年11月，蒋介石第三路军第87旅旅长荣光兴率部击溃王冠军，收拾海源阁残破书籍60余箱，配合杨家人用十几辆大车，护送押运转存于济南市经二纬一路东兴里杨氏别业中。后来，海源阁第四代主人杨承训（字敬夫）寓居天津，将所携部分精品或出售或抵押。
大致来说，海源阁劫后余生的书籍，最后归宿是：所存宋元旧椠大多辗转之后收存于今国家图书馆，而数量最大的一般性图籍则收藏于现山东省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