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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据《安徽医科大学校史》记载，抗战时期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学子姓名可查的有朱仲丽、陈应谦、任国祥和马洪英等人。我们在着手撰写马洪英的事迹时，除了毕业生名册和史敏言的个人经历中能看到马洪英的身影，再无资料可查。直到在忠州新闻网的一篇文章中发现他后来改名马丁，辗转找到忠县县志办公室、陆军总医院院史办公室，再联系到马丁长子马新平，才了解到东南医学院“延安四杰”之一——马丁参加革命的故事。

马丁(1913-2012)，原名马洪英，四川省忠县人，东南医学院第十一届毕业生。1937年考入南京中央医院实习，同年12月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陕北公学指导员兼医务主任、华北联合大学卫生处副处长兼医务主任，晋察冀边区中央局卫生队副队长、队长，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医政处长，华北军区卫生部医政处处长。建国后，先后任华北军区陆军总医院院长、北京军区总医院院长，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部长。1960年晋升大校军衔。马丁一生为抗战救护和新中国军队系统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出身天府

马丁，原名马洪英，出生于四川忠县石宝乡坪山坝（今重庆忠县石宝寨），家住川东长江边，门前就是河滩，眼前就是长江。马家家境富裕，在石宝寨有半条街的商铺，在长江有船运队。其伯父马子尊和叔叔马德尊、马仁庵均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马洪英是家中长子，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

1930年，马洪英随从在国民党部队任职的四叔离家到驻地南昌，就读于南昌第一中学，在校期间努力学习。按照父亲想让大儿子学医的意愿，1931年马洪英以高中毕业同等学力考入上海东南医学院。

求学沪上

据《上海私立东南医学院一览》，学校自1931年（民国二十年）废止预科，改办新制六年制（修业五年，实习一年），马洪英是新制实施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和史敏言、伍常是同届同学。入学后，因为家庭条件较好，马洪英没有住在学校宿舍，而是在校外租房单独居住。入校后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人民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北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纷纷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发表通电，强烈要求抗日。十天后，上海、南京的几千名学生前往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敦促政府出兵抗日，痛打外交部长王正廷。18岁的马洪英也参加了这一革命行动，并初次接触到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宣传。

1933年，马洪英遇到化名刘开基的四川老乡，刘是当时上海几所高校学运工作负责人，他积极做马洪英的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思想。马洪英逐渐接触到党的思想、书籍，开始更多地参与到党的活动和学生运动中去。

为方便开展工作，马洪英把自己租的房子作为进步学生召开会议的联络点。当时李维汉的二女儿李曦在上海饶漱石处守机关，是地下工作联络员，马洪英在学生运动中认识了李曦并成为好友，马洪英也越发靠近中国共产党。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抗日救亡风暴迅速波及全国。此时的马洪英已经是东南医学院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他率领同学们走出校门，到市区游行示威，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还率队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队伍在南京游行、抗议时遭到军警镇压，游行队伍被冲散，很多人被抓捕，马洪英躲到了附近的姑姑家。因为姑父是国民党教育部次长，他才逃过一劫。

在这次抓捕中，马洪英与刘开基、李曦失去联系。后来马洪英按刘说过的地点到共产党在南京的办事处找到李克农，但因为没有学生运动的介绍信，没能去成延安。李克农告诉他，你是学医的，回到学校也可以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等拿到介绍信了再来找我们。

南京实习

1937年7月，马洪英考入南京中央医院实习。和他一起入院实习的还有同学史敏言。因为成绩优秀，业务能力突出，马洪英很受院长沈克非的欣赏。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敌机不断进入南京市区，中央医院大量收治抗日受伤将士。10月，沈克非院长奉命将医院西撤经武汉至长沙，马洪英随中央医院撤离上海。12月13日，南京失陷。

撤离途中，马洪英和史敏言等东南医学院的同学一边为躺在轮船上的伤员换药清创，一边向他们宣传抗日、保家卫国、不畏牺牲，鼓励他们在伤愈后重上前线。在长沙，马洪英和同学们在伤员中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得到了八路军长沙办事处的支持与帮助。

在了解了马洪英想去延安的想法和在校期间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的经历后，长沙党组织决定发展其入党，马洪英完成了系列入党流程。这时国民党特务也注意到了马洪英，准备对其实施抓捕。党组织得到消息后，通知其紧急撤离长沙。当时军警已将医院重重包围，马洪英躲在沈克非院长车子的后备箱才逃出去。离开长沙后，马洪英拿着组织介绍信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周恩来。

奔赴延安

到武汉停留了一段时间后，要去延安寻找抗日救亡道路和抗日救国真理的学生越来越多，党组织安排马洪英带着一批学生，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往延安。当时东南医学院和马洪英一样去了延安的同学还有任国祥、朱仲丽、陈应谦等人。

辗转万里，马洪英历经艰险到达了延安，党组织安排他到陕西旬邑县陕北公学工作，校长成仿吾安排其做学生队指导员、学校医务主任。但从长沙经武汉、西安到延安一路辗转，马洪英的组织关系在层层转接的过程中断线，1938年初，由成仿吾介绍，马洪英在延安再次入党。

马洪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被家里知道后，因为两个叔叔都是国民党军官，堂兄弟等都在国民党供职，为避免家人受牵连，父亲在重庆登报声明与其断绝父子关系。马洪英由此改名马丁，取“兵丁”之意。

在延安，马丁和同为四川老乡的傅崇碧和田家英走得近，三人关系十分交好，傅、田二人经常找马丁蹭饭。马丁的夫人杨远和傅崇碧的夫人黎虹也是一同去延安的同乡同学。

1939年陕北公学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四校合并为华北联合大学后，马丁任学校卫生处副处长、党支部书记兼医务主任、卫生所长。除了承担学校医疗任务、给群众看病，马丁还要为护士、卫生员授课培训，后来护士都培养成了医生，卫生员培养成了护士。

为响应毛泽东同志“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号召，中央在延安成立马克思列宁学院，1941年底马丁被安排到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做理论研究。数月后一次偶然的机会，组织上查档案才知道他是学医的，安排去治疗萧克，加之当时后方医疗工作繁重，医学人才紧缺，傅连暲便把马丁要到了卫生系统，安排到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与北岳区党委合办的卫生队任副队长、队长。1942年5月1日起，日、伪军出动5万余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史称“五一”大“扫荡”。左权在这次突围中牺牲。马丁带领的包括伤员、医务人员在内的几百人的队伍在突围后只剩下十几人，没吃没喝，连衣服都几乎没有，最终捡回一条命。最后是老乡给的一件羊皮子裹在腰上，侥幸活下来。而跟了马丁很多年的马也在突围中摔死。

参与边区卫生工作

1943年底由傅连暲推荐，马丁调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第一任医政处处长。当时晋察冀军区卫生医疗系统以军区卫生部为主要领导机关，各二级军区及其下属军分区也设有卫生部，建有后方医院、休养所和卫生队。军区卫生部对整体卫生工作进行指导，各地的群众医疗卫生工作也由军区卫生医疗机关承担，战场救护加上人民群众医疗，工作十分繁重。马丁尽职尽责、救死扶伤，深受伤病员的爱戴和领导的器重。在组建边区卫生学校等工作中，马丁与马海德、白求恩经常打交道。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决定以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以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马丁随中央工委辗转华北。1948年晋察冀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他担任军区卫生部医政处长，参加了解放北平（今北京）、天津、张家口地区。当时华北军区各部门正职负责全国、全军调动安排，副职负责华北地区工作，权力很大。

接管国民党陆军总医院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马丁随中央领导进入北平。为和平接管北平，中央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叶剑英为主任，马丁也是军管会成员之一，隶属于军管会下设物资接管委员会的卫生接管部。

按照安排，国民党陆军总医院由华北军区卫生部负责接管，时任院长刘经邦正好是原来马丁在南京中央医院实习时的内科主治医师。当时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发布约法八章布告，规定了保护各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业商业，没收官僚资本，保护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及其他一切公共建筑等接管城市的各项政策。医院接管后，刘经邦待在家里不愿去上班，因为医院太大，当时负责接管的人员又不是学医出身，找到殷希彭求助，殷让马丁先兼任医院院长。这一时期，马丁身兼华北军区卫生部医政处处长、陆军总医院院长和军管会成员三重身份。因为行政管理经验丰富，专业知识深博，对接管政策把握恰当，马丁为接管初期维护医院稳定做了很多工作，医院日本和国民党留下来的医务人员对他都很信服。在马丁的管理下，医院很快重新投入使用，并大量收治伤员。之后医院先后更名华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北平陆军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马丁任医院院长。

1955年，马丁获上校军衔，获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中国人民解放胜利二级解放勋章。1960年晋升大校。

1959年秋马丁离开医院，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文革中，马丁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因为很早参加晋察冀军区卫生工作，又多年在军队卫生系统，资历老，威望高，虽然文革时社会上各种文斗武斗打人现象很多，但没有人动过马丁。

1979年平反后，马丁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部长。1983年以副军职离休。离休时，考虑到待遇问题，家人曾提出向组织申请重新审查确定入党时间的想法，马丁坚决不同意，他说：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级别和待遇，革命战争时期看过多少人生死，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比他们好太多了。

据马丁长子马新平回忆，父亲为人清廉正直，从不请客送礼。一辈子平平淡淡，没有什么十分辉煌突出的事迹。他对子女要求严格，六个孩子上学、参军、工作调动概不过问，全靠自己努力。

因为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复杂，马丁的职务升迁也多受影响，后有过很多次提拔机会，皆因家庭出身等原因未能任用，文革中也因此受到冲击，但他并不在乎这些。

马新平曾经问过父亲，他原本是旧时地主家庭的大少爷，为什么会选择参加革命？马丁说了当年在上海上学时，一次他去公园，看到公园门口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回来的路上又看到几个要饭的中国人被巡捕和外国人当街殴打得很惨。这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也是最早促使他参加革命的初衷。

2010年，受国务院台办和上海市政府邀请，马丁到上海参观世博会。期间他曾经在上海寻找母校东南医学院真如旧址，无果，便到上海所有他当年曾经去过的地方走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