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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紫烜先生 　　（1934—2022）

杨紫烜老师讲“经济法概论”课时，我在北大法律系读本科二年级。杨老师上课的地点，在临湖轩南面的俄文楼。进俄文楼右手边二楼，靠南面的大教室。那是一个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的日子，俄文楼前两棵高大的白果树，树枝上长满杏黄色的叶子，映在蓝天下，颜色十分雅致。北京一年最爽快利落的天气就在这个季节了，这也是校园景色最美的时候。

我还记得，杨老师讲的这门课，是给 78 级与 77 级两个班的同学合开，所以听课的同学特别多。我们两个班级有一百多人，坐在古色古香的教室里。杨老师站在讲台上，背后的黑板还是老式磨砂玻璃的。我们都对这门新课充满了兴趣和好奇，因为法律系还从没有老师开过这门课。从那时起直到后来我留校任教，杨老师一直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教研室领导和系领导。是芮先生和杨老师，以及那时经济法教研室的许多老师们，把我们好几届同学引入经济法学科的大门。

自1982年起，我跟随芮沐先生读经济法硕士研究生，那时芮先生已经七十多岁，杨老师正值 48 岁，经济法教研室的学科建设工作主要由杨老师负责。我记得杨老师是江苏南通人，言谈举止，有军人风范。杨老师走起路来，快步如飞。他身体比较瘦，但很结实，头发浓密，像小伙子一样。

我在经济法教研室的第一次试讲，就是杨老师主持的。当时我才二十多岁，是个死读书的书虫。根据教研室芮先生和杨老师的安排，要我代讲本科生的“经济法概论”课。论资历和经验，轮不到我上讲台，只是因为程信和老师调中山大学任教，他的课临时要找人代讲。芮先生和杨老师商量，让我试试。来听我第一次试讲的老师，都是经济法教研室的老师。我记得杨老师来了，贾老师来了，魏英老师来了，芮先生也来了。我试讲之后，老师们给我提了不少改进的建议和意见。

对这一次试讲，我记忆太深刻了。因为试讲时，芮先生就坐在台下前排，杨紫烜老师、贾俊玲老师和教研室其他老师都在。老师们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令我十分紧张。芮先生和杨老师对我的试讲基本认可，说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改进。几天之后，教研室又让我再试讲一次。接着就让我正式上讲台讲大课了。

我第一次参加编写经济法教材，是跟着杨老师做的。那时，杨老师正在主编《经济法教程》,他邀请了几位年轻老师一起写，我也分到了几章的写作任务。我感到很荣幸，因为以前自己写的讲稿从来没有被印成过铅字，都是手写在原稿纸上的。在当时出书是一件特别大的事，不是任何人想出书就能出的。所以，能参加教授主编的教材，写几章内容，跟着教授出版，是一件很荣幸的事：因为至少证明教授认可学生的写作水平了。那时我还没有使用电脑写作，写稿子都是用 400 字的北大专用原稿纸，用钢笔或圆珠笔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一天写几千字就很不少了。最后，还要把稿子誊清一遍。

写好了初稿，我送到杨老师家，请他审阅。杨老师看了初稿后，教我怎样设计章节，告诉我该怎样安排段落，如何做注释。杨老师还帮我修改文字，并给我讲解为什么要这样改，他改得很细，而且告诉我，写文章跟说话一样，要符合语言的习惯。杨老师的文字严谨，基本功非常扎实。而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遇到“文化大革命”了，该念书的时候，我没有好好念书，都到处跑着玩去了。所以，虽然后来也考上了大学，但是语文的基本功不好，有很多地方写得不通顺。我有这个自知之明，也一直努力想补课。假如说后来我的写作水平有所提高，那都是因为有芮先生、杨老师他们的指点。我开始正式的学术写作，领路人是杨老师，现在，每当我写东西时，都常常会想起杨老师当年说过的话，想起他住在科学院19楼的筒子楼小屋，想起那个冬夜的雪。

住在这个楼的教师们，家家都在走廊用煤气罐做饭。楼里每层有男女两个公共厕所，夏天不能洗澡。杨老师全家四口人就挤住在这样一个套间小屋里。

我到杨老师家去讨论稿子，师母和孩子们为使我们有坐的地方，就得临时到外面去，为我们腾地方。椅子不够坐，就坐在床上。就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杨老师安贫乐道，认真工作，一丝不苟。在这个面积不大、书很多，但码放十分整齐的小屋里，充满着前辈学人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真是“斯是陋室，唯吾德馨”。

记得最后一次去杨老师家是去交稿子，由于生了病，是别人用自行车推着我去的。从北大研究生宿舍踏雪走到科学院宿舍，大约有两里地。地上有雪，路很滑。杨老师知道后，心疼地对我说：“身体不舒服就不要来嘛，我可以去你宿舍拿稿子。”那时我们的老师都这样，对学生特别关心，真的是把全部心肝都掏出来了。

在北大我第一次在外地请假，也是杨老师准假的。教研室安排我到南京参加一个会议。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接到农业部条法司的电报通知，要我参加他们的一个调研组到华西村调研。我给杨老师发了电报请示他。不久，杨老师就给我回电报，同意我不用回北京，可以直接去江阴调研。那时杨老师家里还没有装电话，所以在外地有什么急事，都是靠发电报。发电报按字算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