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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2年1月是被誉为“中国新闻界巨子”之一的著名报人、常州日报原主任编辑顾雪雍同志诞辰一百周年，逝世六周年（2016.1.15）。特转发顾老抗战时期新闻界同事、原解放日报已故著名记者，老报人任重同志写于1980年，刊登在1981年12月新华出版社《新闻研究资料5》上的回忆文章，以资纪念。

“国新社”在桂林展开发稿工作后，就计划筹设上海的通讯站。1939年春，我与王坪、张杰、汤轰振和朝鲜义勇队的韩志成同志，到皖南访问新四军时，曾分别进入苏南沦陷的大、中城市，了解沦陷区敌伪情况，回桂林后研究在华东敌后设立通讯站的问题。长江（按指范长江，下同）同志指出，当前开展敌后沦陷区的通讯报道，不仅是广大读者的需要，也是对敌斗争的需要。长江同志与港社负责人恽逸群同志联系，决定在上海设立通讯社，由港社直接领导。

“国新社”“大中通讯社”身兼双职

1939年夏，港社派顾雪雍同志为“国新社”驻沪特派记者，担任沦陷区通讯报道与敌伪资料的收集工作。雪雍同志自小在上海生长，曾在党的译报工作过，考虑在当时环境下，外地驻沪记者单枪匹马工作，有一定困难，他便兼任大中通讯社记者，这是抗日新闻发布最多、影响最大的地方通讯社。它消息灵通，新闻线索多。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他以伍中的笔名撰写敌后通讯特写，除报道特定事件外，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情况，分别作专题报道或综合报道。报道范围也不限于上海，他利用社会关系，到江南沦陷城市实地观察，以耳闻目睹的事实，揭露日寇侵华和汪伪卖国殃民的罪行，歌颂抗日军民可歌可泣的斗争，发出不少通讯。

上海的报道任务是很重的。1939年的重大新闻很多：汪精卫从河内到上海，在百老汇大楼（现上海大厦）筹组伪政权，并奔波于日本、南京、北平之间。不久，一群傀

儡袍笏登场，演出了“还都南京”的丑剧。另一方面，以新四军第六团为骨干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从武进、无锡、江阴、昆山、太仓挺进到上海郊区，夜袭虹桥飞机场，驻沪的日本海陆空三军，惊慌失措，上海人民则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此外，汪精卫从日寇给他的活动费中提出一百万元，在沪西极司斐尔路（现万航渡路）七十六号设立了汉奸特务机关，由国民党中统局的丁默村、李士群主持。这个魔窟内设有监狱和各种刑具，在租界内逮捕抗日青年、共产党员，酷刑拷打，令人发指，起到了日本宪兵所起不到的恶劣作用，使租界成为人人自危的恐怖世界。这些，都需要作迅速报道。

桂林总社为了加强沦陷区的通讯报道工作，决定在上海设立华东通讯站。施平同志从香港到上海，我则从河南进入皖北，再由苏北渡江到上海。

在特务逮捕枪杀的威胁中坚持抗日宣传

施平同志是在1940年春季到达上海的。他在蒲石路（现长乐路）租了一间里弄房屋的二楼，设立秘密通讯站。他与雪雍同志访问了留在“孤岛”工作的进步文化界人士，还设法收集敌伪资料。他们利用商务印书馆的一只邮政信箱，向沦陷区订阅了二十多种敌伪报纸，请一位青年协助，剪摘材料邮寄桂林和香港。桂林总社曾利用这些资料，编成沦陷区敌伪情况简报，供有关部门参考。

当时敌伪特务在租界内制造的恐怖事件逐步升级。1940年的春节，就有暗杀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英国人费利浦的事件，这只是一个开端。以后租界内政治血案不断发生，有不少抗日爱国人士、新闻记者、大学教授、律师等等，遭到逮捕和枪杀。

上海抗日的新闻工作者，在特务逮捕枪杀的威胁中坚持抗日宣传工作，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罕见的。1940年夏季的一天晚上，雪雍同志正在大中通讯社秘密的编辑部中写作，突然从窗外丢进一颗手榴弹，随即爆炸，当场牺牲一人，雪雍同志因迅速卧倒，未被击中。他们立即转移地址，又继续工作。

写作大量通讯揭露日寇沦陷区罪行

我到达上海是1940年底。转眼便是1941年，这一年上海租界杀人流血事件越

顾雪雍先生被常州市抗日战争历史研究会授予“抗日英雄”光荣称号

来越严重。国民党军统特务与汪伪七十六号特务斗法，集体屠杀银行职员，定时炸弹一次就炸死炸伤银行职工五十人。日寇汪伪用一切恐怖手段对付抗日新闻文化界人士，记者编辑被暗杀绑架，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我与雪雍同志采取分散工作的方式，通讯站设在皮少纳路（现寿宁路）文元坊里弄房屋的二楼。我在一位同学开设的商行中挂个空名，用商人的身份来往于南京、上海之间。这时，新四军东进部队已控制江南一些城郭，以商人身份从沦陷区到游击区已比较安全。我在了解情况、积累资料中，写了一些专题性的通讯，如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成长，江南伪军内幕，日军的腐化等等。雪雍同志写专题通讯较多，共达三十篇左右，其中，有揭露日寇利用报纸进行奴化教育的通讯，日寇推行毒化政策的通讯，汪伪出卖国家主权的通讯，日寇利用伪政权以华制华的通讯等等。

顾雪雍父亲也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

抗战期间，“国新社”对沦陷区情况的报道，在中国报刊史上是占有突出的地位的。伪中央社和国民党的报纸，对敌后抗日军民，特别是新四军、八路军的英勇斗争，是不予报道的。他们也从未深刻揭露汪伪卖国求荣残害同胞的严重罪行，更未深刻揭露日寇在沦陷区屠杀中国人民的情况。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投降路线的必然结果。“国新社”根据斗争的需要，进行了真实的报道，这是“国新社”的一个历史功绩。

这里，特别要提到我们尊敬的顾友霖老先生（按指顾雪雍的父亲）。他是国货公司的会计，为“国新社”做联络工作，又与十多位地下党员有联系。我们通过他传递情报、信件和进行联络。太平洋战争后，他被日寇逮捕，关在上海日本宪兵队，遭受毒刑拷打，遍体鳞伤，花了很多钱保释出来，又被国货公司资方开除，失业后回到常州。在北伐战争时期，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参加过陈云同志领导下的工人纠察队和商务印书馆的大罢工。以后又掩护过从苏联留学回国，在上海负责党的工人运动的恽雨棠烈士和恽逸群同志等地下党员。他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

（作者生前系解放日报著名记者，著名画家，老报人）

（原标题为：《“国新社”在上海的工作》，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此文原载《新闻研究资料5》总第十辑，新华出版社1981年12月北京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