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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蛇口工业区，是我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也是大量外资企业最早涌入之地，但这里也形成了复杂的劳动关系。伴随着要求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呼声，蛇口工业区工会应运而生。

面对所处客观环境、工作对象等，蛇口工业区工会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高举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旗帜，探索出一套具有特色、行之有效的工作模式，被全国总工会命名为“蛇口工业区工会工作模式”，简称为工会“蛇口模式”。

工会“蛇口模式”的精髓就是维护职工合法权利。其中的机制就是“上代下”，即上级工会代替基层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利。这个“上代下”维权机制成了众多工会的借鉴样本。

工会“蛇口模式”的诞生，不仅为探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中国工会工作提供了生动的教材和有益的启示，更成为全国工会的一道标杆，在中国工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明确防线 蛇口工业区工会诞生

深圳是改革开放前沿阵地，蛇口工业区则是深圳改革开放的先锋区域。19了9年了月8日，招商局自筹资金，在深圳南头半岛一块不到十平方公里土地上，开创起新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蛇口工业区。

蛇口工业区是海外资本最早集中登陆的“桥头堡”。改革开放初期，大量“三资”企业入驻于此，在为蛇口工业区发展注入7强大动力的同时，

也带来劳资关系这个日后越来越凸显的问题。

1983年6月3日，香港独资企业凯达玩具厂100多名女工因抵制厂方每天强制性加班，引发蛇口第一次集体停工。1983年7月26日，在凯达停工事件经56天调处成功之后，1983年7月30日，蛇口工业区工会正式召开了第一届工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13名工会委员，其中外资企业的工会委员占近40%，有1名是在蛇口工作、在蛇口加入工会的香港员工代表王志民。工会委员的结构，既体现了工会的代表性，又有利于协调劳资关系、开展三资企业工会工作。

拉近距离在企业里逐渐建立工会

蛇口工业区工会是劳资矛盾寻找有效调节途径的必然产物，也是广大劳动者一直渴望依靠的“家”。然而，对于当时的三资企业而言，外资企业老板普遍对在其企业建立工会持怀疑态度。工业区工会成立后的第二年(1984年)，区内巧3家企业仅有37家建立了工会，工会组建率仅为24%。   

时任蛇口工业区工会主席谢冠雄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组建工作抓上去，为工会开展工作打基础、搭平台。他亲自带着一个小组，骑着自行车、带着《工会章程》，夭天跑三资企业抓组建工会，大半年下来，成效不佳，难度很大。有的企业只打发一名小职员来接待，企业高管避而不见;有的企业老总却说《工会章程》不是法律，企业遵守的是中国法律;更有的企业把他们挡在大门口。
      “不少企业一听到我们是工会的，连门都不让我们进，更别说沟通了。”时任蛇口工业区工会副主席李亚罗说。

为了尽快打开局面，蛇口工业区工会准备春节期间宴请外商，以增进双方的了解和信任。有人对此表示反对，认为此举有讨好外商之嫌。谢冠雄找到时任招商局集团常务副董事长、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袁庚，袁庚说:“我参加。”

1985年春节前夕的1月18日，蛇口华苑海鲜酒家高朋满座，三资企业老板纷纷应邀前来参加由蛇口工业区工会主办的“三资企业经理厂长迎春酒会”。借助酒会宣传工会的性质和作用，并请两名外商总经理作“现场说法”。袁庚没有在酒会上讲话，但他站起来高举酒杯，向经理厂长们祝酒致意。酒会气氛活跃、真诚，与会人员都深受鼓舞。事实证明，“酒会”效果很好。第二夭，就有1家独资、6家合资企业主动来工会商谈组建工会事宜。

在李亚罗看来，那场宴席也反映了蛇口工业区工会的工作思想: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办好企业服务、为职工群众服务。秉承着这样的理念，工会不仅帮助职工解决了许多困难，还为区内企业铺平了道路。

蛇口工业区刚成立之时，许多外来务工者慕名而来。李亚罗说:“当时工业区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和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部分商店甚至只能用港币交易。所以我们工会将新员工组织起来，对他们进行三天的免费‘入区教育’工会主动为企业员工培训，帮助新入驻企业办理有关手续等，这些行为逐渐融化了横亘在企业与工会之间的冰山，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推动了工会组建步伐。

1986年，工业区共有企业218家，建立工会120家，组建率为55.1%0  1989年12月，工业区共有企业258家，建立工会182家，组建率为70.52%;全工业区有职工32809人，会员23137人，入会率为82.01%。从1990年组建率突破90%以后，年年都在95%左右，职工入会率都在85%左右。

创新机制造就“上代下”维权机制

蛇口工业区工会全新的工作思路、独特的工作模式与显著的工作成效，不仅受到区内广大职工的由衷赞许和深圳市党政领导的充分肯定，更引起全国总工会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

1994年11月了日至9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首次来到深圳蛇口工业区考察工会工作。

三天时间里，尉健行了解了在新的经济关系与劳动关系下，蛇口工业区工会开展的工作重点:工业区70%以上是外资企业，许多企业工会主席都是“端着企业的饭碗”，受到企业行政制约，无法真正替职工维权。在这样的情况下，蛇口工业区工会确立了“协调劳动关系，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工作重点，要求下级工会负责将损害职工利益的信息上报，上级工会出面协调并为职工开展维权工作。

李亚罗回忆，尉健行对当时蛇口工业区的工会工作有着深刻分析。“在他看来，要求企业工会很有活力、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很有胆识、很有水平，对许多企业工会来说，还做不到。因为企业工会主席都是兼职的，受到企业行政的制约。他们从人员、时间、能力等各方面都没办法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做好，这一点要理解。如果我们一定要求他们做到位，这是对他们的苛求。但是基层做不好并不意味着工会不维权，而是要求上级工会来代替基层工会做好维权工作。这就要求上级工会要强大，有能力，有担当。”李亚罗说。

后来蛇口工业区工会的这种维权机制被概括为“上代下维权机制”，也在《鲜明的职工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和作用—关于蛇口工业区工会工作模式的调查报告》中首次被总结为工会“蛇口模式”的维权机制。

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94年5月4日将这份《调查报告》分别呈送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

1994年5月21日，胡锦涛对《调查报告》作出批示:“蛇口工业区工会工作的思路和成效都是好的，组建率和入会率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对目前各地正蓬勃发展的三资企业和特区、开发区的工会组建工作尤其有借鉴意义。”

同年6月20日，全总办公厅发出《关于印发蛇口工业区工会工作模式调查报告的通知》，为全国各地工会提供参考和借鉴。在此后的几年间，全国总工会领导乃至中央领导都频频到蛇口工业区工会调研、考察，深圳工会“蛇口模式”为全国工会提供了生动的教材和有益的启示。

在这块中国最早的市场经济试验田里，蛇口工业区工会审时度势，探索出一套具有蛇口特色、行之有效的工作模式，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工作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