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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芜申运河

现在但凡讲到古吴地水系，总离不开“五湖三江”之说。所谓“五湖”就是散落在江南的太湖、滆湖、长荡湖、芙蓉湖等五个湖泊；所谓“三江”是指横贯东西的三条大河，分别是北面的长江，南面的钱塘江，还有一条就是位于吴地腹地的“中江”。

历史上，“中江”曾有多个不同的名称，如“中河”“濑水”“濑河”“胥河”等，其中又以“胥河”最为流行，邑人无不以伍子胥当年曾组织开挖过此河而熟悉它。这是一条自安徽当涂入口，流经高淳、溧阳、宜兴而进入太湖并最后归入东海的河流，虽然“胥河”的水量远不及长江、钱塘江，但它的的确确也是一条东西走向并联系多支水系的河道。现在许多文献资料都普遍认定这条长达200多公里的“胥河”为当年伍子胥所开挖，因此冠以“中国最早人工开挖的运河”应该是“无可争议”的。

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首先还是先了解一下伍子胥吧。伍子胥（公元前559-484），名员，字子胥，春秋时期楚国人。公元前514年，伍子胥因其父伍奢和兄伍尚被楚平王杀害，为报家仇，他冒着极大风险，一路风餐露宿，逃到吴国国都即今天的苏州城，在参与“专诸刺王僚”的伟大壮举后，终于得到吴国新国君阖闾的认可，答应为其复仇。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如愿以偿，开胥溪，运兵马，进楚地，败楚兵，并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后在吴越之争中，吴王夫差听信谗言，令其自刎，从而上演一曲回肠荡气的义士复仇悲歌。

我们从时间上不难发现，伍子胥真正在吴国也就十多年时间，他可能完成挖掘长达200多公里胥河如此巨大的工程吗？

原建在胥河上的老船闸

开挖河道历来是封建王朝巩固政权、发展经济的举国大业，但也是极度耗费民财之举，故绝不会轻举妄动。开挖河道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有很强的季节性，一般只能在冬季农闲时进行。如要开挖一条百公里以上的运河，其土方要以千万立方计算，可谓天文数字，没有几十年的时间并举国家全力是断不可能的。根据现有资料，春秋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还在黄河流域，江南尚处于不发达地区，故人口有限，越国的人数在40万，吴国可能要略多些。即使在其后700多年后的三国东吴政权，总人口也仅有100多万。西晋时毗陵所辖各县户籍大约在1万户，人口在4-6万之间。根据以上数据推算，考虑到春秋时期实际的生产力水平，伍子胥要在这段时间内完成开挖胥河的工程是难以想象的。

伍子胥伐楚需要有运河来运送兵员粮草，没有运河就寸步难行。但“吉人自有天相助”，伍子胥真的很幸运，因为在他兴师动众准备伐楚时，吴国已经有了一条可以通达“吴尾楚头”的河流。所谓“吴尾楚头”，是指春秋时期吴国和楚国的接触交界区域，其位置大致位于今天高淳的东部和溧阳的西南部。这条被当地人称作“中河”或“濑河”的大河，东出太湖，经宜兴接溧阳，过南渡后就转而向南到达这里，归入一个叫“昇平荡”的浅湖沼泽，再往南还有河流可到安徽郎溪县的梅渚镇。历史上，溧阳当地一直有“浣纱女”的故事，便是“中江”或“濑河”存在的直接见证。相传当年伍子胥好不容易逃出昭关投奔吴地，一路东躲西藏，为避追兵，曾七日未食，最后来到溧阳南渡的“濑河”边，遇到史姓女子在河边浣纱，伍子胥上前乞食，史女授以壶浆，食毕，伍子胥再三致谢并要其保密行迹，史女知其意，即抱石投河，自行灭口。伍子胥悲痛欲绝，血书其石：“尔浣纱，我乞食，我腹饱，尔投溺，十年以后，千金报德”。果然十年后，伍子胥伐楚大胜，不食其言，专程来这里，携千金相谢，得知史女一家已无人时，便在史女投水处撒下三斗“金瓜子”，后来确实不断有人觅得，听说现在溧阳博物馆里有此收藏。

唐代至德元年，应溧阳县令郑晏之请，大诗人李白曾撰有《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铭并序》的悼文并篆刻石碑，立在史贞女投河处，后石碑倒地。“文革”中，该碑却被宜兴农民收得，现存放在宜兴周王庙的碑廊中，是一件甚为珍贵的文化宝物。

据说当时史贞女投水后，曾在河中“逆流而上三里”，可见“濑河”的水量还是很大的，当地百姓甚为惊奇，这似乎有违常理。但如果对该处地势稍作分析，即可得到合理解释。春秋时期，溧阳西南部的“昇平荡”，面积曾有数十万亩之广，湖面区域就是今天溧阳的社渚、河口、河心，再加上附近安徽郎溪的梅渚等，这里地势开始升高。一般时候，“濑河”水向东流，但如遇到连续大旱，“昇平荡”干枯，“濑河”便会向西补水，因此“水无常势”，这和常州的南运河有相似之处。因此造成史贞女投水后不在原处而“逆流而上”就很正常。后来人们在史贞女（投水处）和（打捞处）分建祠庙和祭祀处，二地相隔数里，体现历史原貌。2013年，本人跟随常州资深文博专家徐伯元，专访两处遗迹，祠庙缺少香火，祭祀堂室关闭，看来不光我们这些远客稀少，当地人也不常去，真不知再过几十年，还有人记得否。

再回到正题上来，那么为何后来许多史书都记载伍子胥当时开挖过胥河，这又该作何种解释呢？本人认为这些资料记载没错，但伍子胥开挖的运河仅是溧阳和高淳交界的一小段，但就是这一小段，将“昇平荡”之水向西延伸到高淳的定埠，经过水阳江联通长江水系。具体位置是今天溧阳社渚街道（原河口乡）乘马圩村委的朱家桥村到高淳的定埠镇，长度大约在10公里左右。史书记载：伍子胥当年“调集数万民工，用三年时间开挖成功，保证运兵需要”。根据春秋时期吴国的综合国力，这是有可能做到的，故有一定的可信度。

这一段运河当时曾被称作“胥溪”，虽然河道不长，却沟通了苏南水系和长江水系，自此，吴地的船只可以通过濑河、胥溪进入高淳的定埠镇再经固城湖、石臼湖，就可在安徽的当涂进入长江，其历史作用十分深远。

由此可见，并不是古人记载有误，而是后人的解释有偏颇。将原来仅仅数十公里的胥溪无限扩大，变成整个胥河都归入伍子胥的“功劳”中，如伍子胥再世的话，可能要“受宠若惊”了。

最近有人在观察地势后指出，既然濑河的源头已经到达安徽省朗溪县的梅渚镇，为何伍子胥不直接从这里向南开挖呢，梅渚镇到皖南的南漪湖也就十公里左右，从这里也可以接通水阳江直抵长江的。但专家通过缜密分析后一致认为，当时安徽的梅渚一带已经是楚国的区域，如果伍子胥在此地开挖运河定会泄露军情，故不可行，这或有一定道理。但本人认为，胥溪和梅渚其实相距并不远，也就十多公里，数万民工在此开挖胥溪是不可能做到保密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胥溪最短，地势低洼，工程量相对较小，是最可能在数三年内能够完成的工程。

在所有的史书记载中，都无一例外将伍子胥开挖胥溪的唯一出发点就是伐楚运兵之用，军事目的性很强，这在古代运河史上是极少见的。当然这也意味着伍子胥开挖胥溪是仓促进行，急于求成的，不会顾及到诸多水利综合要素，如常年水位高低、水量大小、流速快慢对航行、灌溉的影响等等。因此虽然胥溪开挖后，苏南腹地可以充分享受到长江丰沛水源的便利恩泽，加强了皖南和吴地的互动联系，促进了文化和物资交流，造就高淳、东坝、定埠等一批城镇的兴起，作用不可谓不大矣。但任何事物都是福祸相倚的，在得水之便的同时也有深受水患的一面，航行时要通畅，水涝时要堵截，此事历来难以两全。在随后漫长的岁月中，在高淳定埠到东坝的胥河上，一

直反复建坝造闸，屡兴屡废，争执不断，隐患多多。每年的长江洪峰都可能乘势夺河而下，成为苏南大地上的一把随时会掉下的“利剑”。常武地区民间的“东坝一倒，性命难保”之说，绝不是“空穴来风”。根据数据，长江洪峰时，东坝水位会超过11米，而常武地区河道的警戒水位仅为4.3米，水位相差将近7米，如果胥河坝溃倾泻，则本邑必遭大灾。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发生东坝被当地圩区农民掘溃而导致常、锡、苏地区的重大水灾。次年清廷不得不再次重建东坝，为保永久，改用花岗石、麻石、青石砌筑，用银竟达18000两，可谓固若金汤，但此后航道彻底断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管理得当，东坝始终平安无事。1958年夏季，溧阳、宜兴一带旱情严重，江苏省政府决定开挖东坝，引水抗旱，确保丰收。后在下游十公里的下坝，另建茅东船闸，2001年，又在附近新建功能更为先进的水闸，成为苏南一项水利明星工程。

如今的胥河隐藏巨大的物流商机，有人曾比喻长江航道像是一张弓的弓背，而“胥河”则是弓弦。从安徽芜湖到上海的货运距离，胥河较长江相比，可以减少一百多公里，而且内河航行风浪较小，安全可靠。进入新世纪，国家交通部就开始实施对胥河的利用改造，启动了“芜（湖）申（上海）运河”工程，全长270公里，按照三级航道标准，可通行1000吨级的大船。在江苏境内，主要是对高淳和溧阳境内原胥河河道进行放宽加深，如今“芜申运河”已经成为江南大地上又一条”黄金水道”，也成为昔日“胥河”的新名称。

（作者为常州市运河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