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敬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历来被国人所重视，并世代传承。《红楼梦》中，贾宝玉对大观园中“烧纸钱”的行为表达自己观点时，就清晰地表现了这种“诚敬”观。
贾宝玉在大观园闲逛时，“忽见一股火光从山石那边发出，将雀儿惊飞。”“转过山石看时，只见藕官（贾家戏班的优伶之一）满面泪痕，蹲在那里，手里还拿着火，守着些纸钱灰作悲。”后来，当他从芳官口中了解到，藕官是在为在戏中扮演自己妻子、现已死去的菂官烧纸钱时，忙拉住芳官嘱咐：“既如此说，我也有一句话嘱咐他，我若亲对面与他讲未免不便，须得你告诉他。”“以后断不可烧纸钱。这纸钱原是后人异端，不是孔子的遗训。以后逢时按节，只备一个炉，到日随便焚香，一心诚虔，就可感格了。愚人原不知，无论神佛死人，必要分出等例，各式各例的。殊不知只一‘诚心’二字为主。即值仓皇流离之日，虽连香亦无，随便有土有草，只以洁净，便可为祭，不独死者享祭，便是神鬼也来享的。……随便有清茶便供一钟茶，有新水就供一盏水，或有鲜花，或有鲜果，甚至荤羹腥菜，只要心诚意洁，便是佛也都可来享，所以说，只在敬不在虚名。以后快命他不可再烧纸。”宝玉口中的“诚虔”“心诚意洁”“在敬不在虚名”集中表达了他的“诚敬”观。
宝玉的意思是，在祭祀时，重要的是内心真诚恭敬，而不在于地点、形式和虚名。只要“一心诚虔，就可感格（内心与神灵相通）”。这种观念，与儒家“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别无二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出自《论语·八佾》，指孔子祭祀祖先与神灵之时，心怀孝敬，容止庄严，就如同祖先和神灵真在那里接受祭祀一般，表现了祭祀者的诚敬之心和态度。所以，李泽厚认为，对孔子来说，祭礼的重要性不在仪文、形式，重要的是以诚敬的心理、情感来亲身参与。由此逐步形成了儒家的诚敬之道。
宋代理学家朱熹说：“凡人立身行己，应事接物，莫大乎诚敬。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荡之谓也。”他认为，为人行事须守住“诚敬”二字，“诚”就是对自己要诚实，对别人要诚信。“敬”就是相互尊敬，保持敬畏。他的弟子黄干在《朱子行状》中记载：“其祭祀也，事无纤巨，必诚必敬，小不如仪，则终日不乐，已祭无违礼，则油然而喜”。在朱熹看来，祭祀者的“诚敬”程度直接关乎祭祀的效果、成败，关乎自己做人的诚实与严谨，不可等闲视之。
清朝重臣、理学家张伯行，为政尽职，为官清廉，为人刚直，他最初任官时就说：“圣人们的学问，概括为一个‘敬’字，所以做学问首先要做到专一诚敬。”因此他自号为“敬庵”。可见，古代官员、学问家对“诚敬”的重视，也反映出秉持“诚敬”对为人为政为官的重要性。
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先生把“心存诚敬”看做是人们立身处世的一种方法。他认为，所谓“诚”，就是不欺人和不自欺，是“当心（用心）”“认真”“不怠慢”。所谓“敬”，就是“执事敬”，即做一件事，就把那件事“当成一件事”去认真做。他举例说，譬如一个人正在读书，而其心不在书上，“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就是读书不敬。所以我们无论做大事小事，必须全神贯注，“当心”去做。人常有“大江大海都过去，小小阴沟把船翻”者，就吃亏在对小事的不诚敬上。冯友兰先生的观点提醒我们，无论我们面对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还是面对生活、工作、学习和自己内心，都应该保持“诚敬”之心。
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历程中的波折，曾使包括“诚敬”观念在内的传统文化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也使得不少人对“诚敬”文化产生了模糊认识，使人们在自身修养和立身处世上出现了思想偏差，于是“自欺”“欺人”的语言和现象不绝于耳、不绝于目，秉持“诚敬”而“油然而喜”难以蔚然成风，这凸显出大力倡导“不自欺”“不怠慢”和“执事敬”等“诚敬”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从贾宝玉在祭祀之事上表现出的“诚敬”观来看，关于他的思想是否“反儒”的争论，其实有些简单化，事实上，在他的内心深处并不存在对儒家文化的“反”与“尊”，而是一直秉持“不欺”和“恭敬”，这应该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