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专制时代结束后，君主临雍祀典及衍圣公、冉子后裔陪祀制度亦不复存在，曾经广泛分布于民间的冉子祠庙，在经历“五四”和“文革”后，也大部灰飞烟灭，或塌圮废弃；记述冉子事迹的大量碑碣和文献，或漫泐断残，或面目全非。一度香火兴盛的肥城冉家庄冉子祠，早已不见踪迹，惟明代所立碑碣尚且茕茕孑立，让人蓦然看到冉子精神之顽强。当然，作为对祖先的无限崇敬，冉子后裔始终保持着祀礼先祖的敬贤传统，即使在“破四旧”高压环境下，也没有完全中止祭祀活动，只是秘密进行而已，反映了冉子精神对后世的强大影响力。
据泰山学者赵学法先生记称，肥城市学者王新华先生曾详细考察过冉子祠的情况。据说，“创建先师孔门冉子五贤祠记”碑，位于王瓜店街道办事处冉家庄村南200米处，坐东朝西，碑通高2.93米，宽0.92米，厚0.28米，螭首龟趺，龟趺长1.9米，宽0.95米。碑为青石质，身首一体，螭首篆额“重修五贤祠记”，碑身额题“孔门五冉碑记”，碑文上题“创建先师孔门冉子五贤祠记”，落款“大明崇祯十年岁次丁丑七月戊申吉旦”，赐进士出身、承德郎、户部分司宣府粮储、山西清吏司主事、平阴县后学张梧顿首拜撰，文林郎、知肥城县事、西南乡进士、后学蔡时馨篆额，儒学教谕李日起、训导王鸿范、张德涵、增生张养谦书丹。碑文960字，概述了五冉家世及其奉祀情形。冉子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者，其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早已刻写在中华文明长卷中，无法抹掉，其对后世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型塑作用，至今随处可见。
单就肥城来看，肥城享有“君子之邑”古老美誉。而这一美誉的获得，主要源于春秋时期来自肥城的三大先贤：左丘明、冉子和有若。“君子之邑”语出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也。”其“君子”，初指左丘明。因为孔子首称左丘明为“君子”，汉代司马迁称其“鲁君子”，晋代学者杜预在尊称孔子为“素王”同时，另称左丘明为“素臣”。唐代皇帝封其为“经师”，宋代封“瑕丘伯”、“中都伯”，明代追封为“先儒”、“先贤”。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左丘明故里在今肥城市石横镇衡鱼村（旧名都君庄），与白狄后裔聚居地陶山南侧的湖屯镇相毗邻。左丘明的不朽名著《春秋左氏传》，就是分别在鲁国的都城和故乡肥城完成的。属于孔门七十二贤的另一弟子有若（世称有子），也是肥城人。据清光绪十七年《肥城县志》：“有子故里在县西北八十里东故社有家庄（今属平阴县），后裔聚族而居。”其墓在肥城，祠堂在老县城内。而冉耕及其后裔世居肥城。可见肥城得名“君子之邑”，货真价实、实至名归！他们的道德修养和人格魅力，化育为厚重的君子文化，形成“尚德崇文”的优秀文化传统，至今绵延不绝。
“尚德”有三层内涵：一是礼让、谦逊之德，可据此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求得与他者的和谐。二是友善、关怀之德，即以人文情怀、良善之心关怀他人，关注民生疾苦，关心百姓利益，在全社会营建一种互爱互助的和谐氛围。三是开拓、创新之德，即建构一种对事业、对民族、对国家、对人类未来发展的责任感，发挥个人才智，不断开拓，不断创新，为社会争做贡献，在更高的社会进步，追求新和谐。“崇文”体现为祟学重教、敬商重文、文商并茂诸范畴。自古以来，肥城人才辈出，代代不断。元代以降，状元及第1人、进士题榜25人，堪称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在近现代，肥城成为学者、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不断涌现的文化土壤。由此可见，“尚德”与“崇文”，构成了肥城人文价值内涵。敬重道德，表现出肥城“以德化民”，“以德治域”，以德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以德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理想。崇尚文化，反映了肥城人民重教育、重科技、重创新、重发展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尚德崇文作为一种文化理念，在肥城潜移默化，深入人心。千载而下，不论是官员、学者，还是普通农人、工商业者，均以倡行君子之风为荣，形成了人人争做君子的良好风尚，讲求修身齐家，推行仁爱思想，共谋和谐相处，重实践、重人事、重伦理、重教育。历代从肥城走出去的众多杰出人物以及在肥城任职的外籍英俊，均有功业建树而无巨贪，就是一个明证。
诚然，五冉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他们的出生地和墓葬地。其高尚品行形同五面道德鉴镜，永久放射着激浊扬清的光芒，引导人们嫉恶从善，衾影无惭。
（本命题主要参考文献：赵学法《泰山文化举要》，吉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