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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惊座文章传四海；名山大业播千秋。在季羡林师的灵堂，在签名册上，我用这14个字表达我凝重的心情；手捧黄菊，敬献在先生的遗像前，以表达我这仆仆风尘来自千里之外的巴蜀弟子的深切哀思。仰视羡林师那满脸慈祥、衣着素朴的遗像，似乎觉得，先生并未离开我们。一时间，思绪起伏，浮想联翩。谢冕教授在一篇文章里写下的文字奔来眼底注到心头：“季先生的魅力，来自他拒绝一切装饰的平易和素朴。”“那素朴和平易让人敬畏。”“我心目中的季先生，只是一位极普通的长者，在极普通的状态下说话，做事，写文章。”这些话之所以令我印象深刻，那是因为，这些话是对羡林师的传神描述，非“心知其意”者不能言。贰我终于得以走近羡林师，以及他的学术天地和情感世界，那是因为有诸缘。其中有三缘是不得不说的。一是“书缘”。因为我是先从拜读先生的著作，进而逐步从“精神”上认识并“走近”羡林师的，这或许就是古人所说的“神交”。这有我的书架上的季师著作为证。二是“人缘”。这“人缘”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吴宓（字雨僧，1894—1978）。羡林师在《回忆雨僧先生》一文中有明确的交代：“我是雨僧先生的弟子之一”。更准确地说，是吴宓早年时的清华弟子之一。而笔者则是吴宓先生晚年的西师弟子。我与羡林师虽不同代，而有一位共同的老师。这种“人缘”关系，即使称不上“佳话”，也算得一件耐人寻味的“趣事”。正因为有了这份“人缘”，我在阅读羡林师的著作时，似乎就有了一种特别的亲近感。而这种情感体验，是他人所难以理解的。三是“天缘”。我这里的所谓“天缘”，是说冥冥之中似乎有天公的着意安排：1998年，我终于可以在燕园里作学术的散步（访问学者，1998—1999），终于有了与羡林师“零距离”接触，得羡林师亲炙的机会。这种机会给了我很多的感受和美好的收获。这些感受与收获，我都写进了如下四句话：“情钟博雅惊高峻/芙蓉清水恋未名/蜀山自古称奇秀/不及燕园景物新”，以及那篇长文章《北大是一篇散文》里了。那篇长文章，后来得到了钱理群教授的厚爱，选入了他主编的《寻找北大》一书中。叁送别羡林师。离京。回到家中。待心情平静一些之后，我又将自己多年购藏的羡林师的著作置于案头，逐一翻阅。书中那些展示羡林师风采的图片，以及我附记于书里的那些“题识”，是我此时阅读的重点。我用这种方式来延续我对羡林师的哀思与仰慕之情。
　　我感到幸运的是，在我生活的城市里，羡林师近些年出版的著作几乎都能买到。这些著作让我在学识上得到了极大的充实和提高；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提升。因为，羡林师的大多数著作，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表达和境界体现”。情之所钟，有时也会在这些著作的扉页上，留下一点文字，我谓之“题识”。不作“版本”之类的考证，而是直抒性情。其中，适宜放在这篇文章里的，是如下两则。一是在《病榻杂记》上所作题识：“数次寻觅，今日得见，喜而购之。购值得读值得藏的图书，其意义有三：一可于书中获知识得营养；二可表对作者的一种尊重；三可助书香社会之形成。”二是在《季羡林自传》这本书上，我则选用了这样的文字：“学术艺文推独步/弟子三千满天下/士林翘首一高峰/恭录陈一新教授诗句以赞羡林师。”
　　此外，有一件小事，也让我不能忘记。羡师有两篇回忆文章：《我的小学和中学》《我的高中》分别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2002年第4、5期上首发。被我偶然发现，自然不肯轻易放过。于是去函学报编辑部，表示要邮购，以便收藏。我为什么特别看重羡林师的这两篇共4万3千余字的回忆文章呢？我认为回忆文章正好生动地记录了一位大师成长的学习历程。这样的学习历程，至今仍未失去借鉴的意义。我甚至认为，我们可将回忆文章视为70年前中国教育状况的个案描述，亦可视为别具一格的形象生动的“教育史”。“其学术价值、史料价值都不容低估。”尽管这两篇文章后来已收入羡林师的有关著作，但这两期《文史哲》我仍然精心地收藏着。因为在我看来，除了“首发”的价值之外，分明还隐藏着一段不易淡忘的读书人之间的那份尊重与友谊。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中，这种尊重与友谊竟是那样的弥足珍贵！肆连续好些日子，我都将《病榻杂记》这本书放在案头上，枕头边。为的是便于随时翻阅。特别是封面上的那张照片，更令我不时凝目，黯然神伤。因为这张照片，就是放大悬挂在羡林师灵堂的那帧遗像。真是“世事茫茫难自料”：《病榻杂记》竟成一位世纪老人的“绝笔”；其封面照，竟成我经常可以面对的先生遗像。死别已吞声，独思无好梦，我此时的心情如此。
　　当我在羡林师遗像前，以敬畏之心再次翻开《病榻杂记》的时候，对往日读过的文字，似乎又别有新的理解。总觉得字里行间处处充盈着“爱国、孝亲、尊师、重友”的浓浓深情。一篇《泰山颂》更是以一位世纪老人的万丈豪情，凌云健笔，超迈前人，写自然泰山之巍峨，传泰山精神之博大；是老人的“泰山情结”“泰山崇拜”的直抒胸臆。虽名《泰山颂》，实为《祖国颂》《民族颂》。西人说“风景即心境”。老人笔下的“泰山”，已然成为其学术生涯的精神动力和一生追求的精神高度。“泰山精神”给老人一生以怎样的鼓励与鞭策，我们似可在他的所有著作中找到答案。
　　而羡林师不慕时尚，“永远是一身中山装”的简朴着装，更是学界的一道独特风景。有好心人曾试作如此解释：认为是“他身上农民子弟的基因使然”，用的是“基因说”。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用“境界说”：一曰“恭敬”；二曰“固守”。此所谓“恭敬”，是指对传统的服饰文化的恭敬。此所谓“固守”，是指对简朴生活的坚守。摆脱物欲的缠绕，让生活尽量简朴，以便给心灵的空间留下更多的清新与自由，本来就是一种高尚的生存境界。以羡林师的智慧，他是深知此意的。所以，他的以衣着简朴示人，就绝不是在“秀场”里作秀，而是他对生活的一种真切的、超乎常人的领悟。伍在羡林师遗像前，我又想起了相知较深的朋友曾经问过的一句话：“你何以如此崇敬季羡林先生？”我深知朋友的这一提问，是预设了一个“潜台词”的。这潜台词在哪里呢？其实在刘梦溪的《季羡林先生九十寿序》这篇文章里就能找到。《寿序》说：
　　凡承学之士，鲜有不知先生之名者。然知先生之名，未必知先生其人。知先生其人，未必知先生之学。知先生其人其学者众，真知先生其人其学者稀。
　　那么，“众”到什么程度？文章没有说。那么，“稀”又是多少？文章也没有答案。这个“稀”仅就我的并非保守的估计，在全国不足七千人。其根据有二：其一，从“学术生态”上判断。在浮躁无处不在的当下，我们的“学术生态环境”状况人人心知肚明。读书人中，如问“学问”为何物，茫然者不在少数。因为，在羡林师的标准里，连康有为这样的人物，都“不懂什么叫学问”。学林中，当然也还有人在做“学问”,但仅有点“搔首弄姿”“插科打诨”的功夫者也不在少数。因此，愿意“真知”羡林师这样的大学问家的人会有很多吗？其二，从出版销量上判断，“学术著作出版难”，早已为学林中人所共知。凡纯正的学术类出版物，据出书人士透露，出五千册就可望少有库存，过了六千册，就不敢乐观了。这个“销售量”与读者群的关系不是很清楚吗？所以我敢断言，“士”群中，“真知先生其人其学”，并心生崇敬者，不足七千人。
　　那么，我又该怎样自我定位呢？我敢自信在“众”与“稀”之间。我对羡林师心生崇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素奉“拜知主义”（而非“拜金主义”）。而更为根本的、具决定性、征服性的原因，还是羡林师“其人其学”的高度与魅力。简而言之，当有如下者。
　　羡林师的博学，令人心生崇敬。羡林师在《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他对自己的治学范围曾作了一个大致的“分类统计”：
　　一、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二、吐火罗文；三、印度古代文学；四、印度佛教史；五、中国佛教史；六、中亚佛教史；七、糖史；八、中印文化交流史；九、中外文化交流史；十、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十一、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十二、德国及西方文学；十三、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十四、散文及杂文创作。
　　这14大类中，有的已属“绝域之学”；而“散文之于先生，乃学之别体，而非学之余事”。梦溪之言极是。袁行霈教授也深有感慨：“季羡林先生的学术领域非常广阔，他的研究非常精深。”试看今日之域中，博学如先生者，我们还能说点什么？
　　羡林师的高尚人格，令人心生崇敬。在这方面，羡林师有一句自我评价的话：“我一生尊师重友，爱护弟子。”这可以在他写下的数量可观的怀念师友的文章中得到证实。我甚至想到，这些文章还会让那些将亲友关系、师生关系直接简化为“金钱关系”的人感到羞愧。此外，还可以在他对朋友、学生的赠书的细节处理上得到证实：凡朋友、学生有书赠先生，他都会抱以认真的态度，“让助手仔细登记、编号、上架”。在我看来，这个“细节”既美丽又感人。因为我们不是常说“细微之处见精神”吗？我自己亦有亲历：我远居巴蜀，有时去信向羡林师请教，他都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亲笔复信。如今手泽尚在，余温犹存。2001年，我的散文集《边声集》（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出版在即，喜得羡林师为该书题签以示鼓励。这一年，羡林师已年届90高龄。这件事，还入载《季羡林年谱长编》（长春出版社，2010年1月版）一书中，这更是我所意想不到的。试看今日之域中，有如此厚德高情的前辈师长，我们还能说点什么？
　　羡林师的世纪眼光、家国情怀，令人心生敬意。羡林先生是一位毕生从教，毕生治学的世纪老人。诚如严家炎教授在一篇文章里所作的精彩点评：“是中国独特的人文环境磨炼了季先生这样老而弥坚的学界泰斗”；他的“使命感还是那么强烈，论事还是那么机敏锋利，精神还是那么年轻健旺”。这个“点评”是既独到又准确的。
　　记得前些日子，人们对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的“世纪之问”颇有一番热议。那么，一生读书、治学，在“德学寿”三字上都可谓占尽风光的羡林师，他又有没有一些具有世纪眼光、时代高度的话题呢？答案是肯定的。这是信手拈来的几个例子。
　　比如“和谐”问题。我发现，在当代学者中，他讲得最多而且最有激情。又比如“东西文化差异”问题；“大国学”问题；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关系中的“帅”与“兵”的问题；又比如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的“重写”、“改写”问题，他都讲了极具智慧的意见。又比如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创新”问题，老人的意见是：“要想真正创新，必须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等等等等。这其中，肯定有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的“21世纪我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一位德高望重的世纪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北大朗润园的那盏灯从此熄灭；著作何皇皇，褒贬任评说；我为学界悲，我为后学惜：只因从此少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