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石油工人。至今，他离开我们已经有16年多了，可我总觉得父亲一直都在，冥冥中他一直在另一个空间里关注着他深爱的每一位家人。
母亲说，父亲临终前问她钱还够不够用，母亲赶忙回答：
“够用，够用。”问完这句话，父亲再也没有力气说过一句完整的话……母亲知道，父亲是担心因为治病花了太多钱，担忧母亲以后的生活不好过。
我的父亲和母亲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他们的感情没有轰轰烈烈的海枯石烂，也没有你侬我侬的花前月下。他们通过媒人介绍相识，母亲在姥爷的陪同下只与父亲见过几面，不久后两人就订下了一生姻缘。母亲说，父亲性子急、脾气坏，但在三十多年的婚姻里，父亲从来没有打过她一下。即便是吵架，也大多以父亲的沉默告终。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工作的父亲是我们家唯一的经济支柱。当时，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困难，不少家长只让孩子念到初中或者考个中专、技校就催促着孩子尽快工作挣钱。父亲与他们不同，他希望我和姐姐好好读书，能够上高中、考大学。小学都没念完的父亲总是坚定地说，只要孩子愿意念书，他就供得起。
父亲爱抽烟，只抽那种最便宜的烟。他还经常把抽剩的烟头集中起来，小心翼翼地把烟头里仅剩的烟丝倒在一张烟盒大小的废纸上，慢慢卷起来，用唾沫黏一下，再接着抽。父亲小时候经常挨饿，所以他很珍惜粮食。平日里吃饭，即使我和姐姐的碗里只剩一粒米，父亲也会轻轻捏起来吃掉。
父亲最后一次住院，我背着他走上医院的二楼。当我踏上最后一级台阶停下脚步时，父亲哭了，伤心地哭了，流了好多泪……2003年，父亲因胃癌做手术，身上插着好几根管子躺在重症监护室的时候，他没有哭；1996年，父亲脑出血，连续昏迷两三天，几经抢救终于从鬼门关闯回来的时候，他没有哭；工作时，父亲不慎从井架上摔下，摔断双手腕骨的时候，他没有哭；可是，当我背着他走上医院二楼最后一级台阶时，父亲哭了。
父亲心里明白，他再也不能为家庭挡风遮雨了，再也不能陪伴自己的家人了，再也不能喊着阿丽、阿勇的名字了……家里珍藏着父亲在青海当骑兵时的一张黑白照片——他骑着战马、握着钢枪，腰板挺得笔直，目光坚定地望向远方。那是1968年，父亲只有19岁。那一年，我国和苏联爆发珍宝岛冲突。父亲说，当时他写了请战书，还通过了招飞行员的体检测试。不承想，珍宝岛战役很快结束，父亲只在部队当了几年和平兵就转业了。回想起当兵的往事，父亲不无遗憾，他总说当兵就要上战场保家卫国。
在医院化疗的间隙，父亲坚持用整整一个上午，随着络绎不绝的人群先后两次走进毛主席纪念堂。每一次瞻仰毛主席遗容，我都能看到父亲稳健的身姿、庄重的神情和激动的眼神。那一刻，父亲没有了病痛；那一刻，父亲圆了自己一生的夙愿。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十几年了，我还是会常常想起并感动于他对家庭、对党、对国家怀有的朴素、真挚、热烈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