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校政治大课,已于七日下午一时开始……大众礼堂,学生会及大众音乐团办公室均拥挤不堪,窗外与走廊,也都挤满了听众,到会人数之多,为本校有史以来所未有。华岗教授的讲演,前后共计四小时。”
《山大生活》1950年第二期第一版上,一条题为《政治大课的第一课 华岗教授作报告 听众空前踊跃》的新闻,记录了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政治大课第一课的盛况。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高教部颁布了有关开设马列主义公共课的文件,指出应把思想政治科目作为本系业务课的重要部分。山东大学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1949年12月山大校委会发布《关于政治大课的决定》。1950年1月把政治大课列为全校必修,并计算成绩;同月,在校委会领导下成立了政治大课学习委员会,在其组织下,华岗和罗竹风先后为全校师生开设了共同纲领、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以崭新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破除人们的旧传统、旧思想和旧观念,使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的师生,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思想也获得真正的解放,认清政治形势,提高思想觉悟。在此基础上,学校各方面工作跟上时代步伐,开拓前进,为20世纪50年代山大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据山东大学档案记载,当时听课的人,不但有本校师生,也有外单位的人结队前来。开始在小礼堂,后来大多数在一个广场上,每次听众总在三四千人,真有盛极一时之感。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李希凡回忆:“华校长经常亲自在‘六二’广场上大课,讲时事、讲形势,宣传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现在已回忆不起具体的内容,只是那种热气腾腾的景象,却仍然永存在我的脑际。华校长讲话的声音并不高,也不大使用激烈的言词,一派学者风度,尽管他经常只是拿几张卡片,并无讲稿,却循循善诱,深入浅出,说理透彻,不只学生爱听,老师们也爱听。华岗在山大有很高的威信,师生都很爱戴他。”“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的校长就应该是这样,是一个既有革命经历而又知识渊博的专家学者。”
华岗校长的政治大课,在当时的影响十分广泛而深远。当年的一次《国立山东大学总结》评价道:“从大课开展以来,山大马上活跃起来,面目为之一新,效果是极其显著的。”听过报告后,广大师生便就报告内容进行分组讨论。每次讨论大家更多地联系思想改造、教学改革、科学研究、怎样办好学校等等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相互启发、相互补充。文史系高年级学生、机关干部等记录者都连夜加班整理、送审讲稿,使其准时在校刊刊出,按时寄送到广大读者手中。同时,《大众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都会从济南、南京、上海派记者前来,记者们在学校当时还十分简陋的招待所住到大课讲完,将大课讲稿全版刊出。很多教师、干部也自发给校刊写稿,畅谈他们在政治大课上的学习心得。
政治大课的影响不仅在思政领域,各系师生在广泛汲取了大课营养的同时,也为自己的研究注入活力。时任副校长、生物学家童第周教授,在《生物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一文中感叹:“生物科学的发展与哲学的主导思想是分不开的。”文学院教授陆侃如、冯沅君夫妇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观的观点和方法,重新修订了他们曾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简史》,出版后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时任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郭贻诚教授以《学习辩证唯物论,改进教学和科研》为题,总结了自己的学习心得,认为只有掌握了辩证唯物论,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才能畅行无阻,事半功倍。
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公教楼前,矗立着华岗校长的雕塑——先生右手伸出、目光坚定,似乎正站在讲台上慷慨激昂地演讲。而无数届学子,也沐浴着先生之风,将怀念与景仰愈酿愈浓。“他是一位红色革命家、政治理论家,是一个革命意志非常坚定的人。”已经担任山东大学校史馆志愿讲解员两年的2018级本科生焉祯这样说起华岗校长,也说出了当代山大师生心目中对华岗校长的共同印象。
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强调了高校开展思政课的重要性,“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作为校史讲解志愿者,学习了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后,焉祯自豪地表示:“我们的华岗校长在上世纪就有了要用理论武装头脑、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深入人心的远见,他本人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讲政治大课,可以说华岗校长奠定的扎实基础对山东大学思政教育方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管走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进行中,重温关于政治大课的精神与风采,重寻山大校史中的红色印记,通过学党史悟思想,学出理论上的清醒,提高能力与本领。
不忘来时的路,是为了更笃定走好前行的路。前辈名师,为一代代山大人留下了永不因时间褪色的宝贵精神财富。仰怀先贤浩然气,砥砺前行正当时。面临着新机遇、新挑战,后辈学子传承优秀基因和风骨,汲取奋进力量,在山东大学建设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中,在担当作为中,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篇章。 (黎彦 王晓涵 罗宏宇 任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