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符儒光是海南文昌人，是一名华侨。1927年18岁时从文昌到马来亚当时的首府新加坡谋生，在轮船上从学徒开始做起。因为能吃苦、踏实肯干，得到了老板的赏识，后来职务越来越高，收入越来越好。我父亲小时候在家乡接受教育，读书的时候老师就教育他一定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他成为海员以后，随船到过许多国家，当时，有不少国家还是被殖民者统治，统治者作威作福，而当地的人民生活很艰难，也很悲惨。看到这样的情景，他对殖民者和帝国主义充满了仇恨。怎么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他在思考的同时，也试图从书本中找到答案。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影响下，1930年他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国外殖民地的遭遇、国内局势的动荡，使他深刻意识到：我们的国家只有强大起来才不会被欺负，人民才不会变成亡国奴，殖民地的悲惨情景才不会在中国重现。他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尽己所能为国家做些事情。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我父亲毅然辞职回国。他认为抗日救国是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义务，无国则无家。回国以后，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建立了一个联络站，第一次执行任务便成功将22名进步青年送到了冯白驹领导的抗日队伍。
1939年琼崖沦陷后，日寇严密封锁琼崖与外界的联系，形势危急，琼崖办事处的领导多次向上级反映琼崖特委期望尽快与党中央取得联系。1939年8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按照中央指示，安排人员购买了一部15瓦的手摇式电台，这部电台就由我父亲负责从香港运送回来。
我父亲作为党的交通员，曾冒着生命危险接送过人、传递过物品和信件，但这一次运送的电台是违禁品，体积大不容易隐藏。为此，我父亲想了很多办法。所幸，他曾经在新加坡和香港做海员，还曾经在英国的军港基地俱乐部当过助理调酒师，有丰富的交际经历，也比较了解外国人的喜好。最终，为了不引起怀疑，他把东西分装成12包邮件，第二天一早雇工人搬上了英国的“新海门”轮船。当时轮船上有身着制服的海关人员在进行检查，恰好一个混血儿模样的海关人员走过来，他就主动用英语跟他客套，说有12件行李，可否礼以一些茶钱给予方便。那位海关人员伸出两根手指，意寓索要20港币，我父亲马上心领神会地掏出15港币给他，那个人收下了以后就让放行了。
我父亲把电台送到湛江以后，先是临时存放在一个地方，之后便交由湛江到海南这一段的交通员继续运送，最终成功将电台交到了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司令部。1940年1月20日，中共琼崖特委与党中央通过电台成功联络，这是中共琼崖特委第一次跟党中央取得的电讯联系。在之后的战争岁月里，这部电台为夺取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冯白驹同志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这是琼崖人民革命斗争的一件大事。”这第一部电台，在海南解放后一直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在父亲的影响下，符华儿自幼便立志要努力学习、投身科研、报效国家。“父亲常对我说，作为一名中国人，一定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要用真本事来报效祖国。他知道我们国家的科技还很落后，从小就教育我要努力学习，希望我学成以后能为国家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庆幸地是，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红色记忆，这是琼崖革命永不消逝的电波，这是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见证。作为爱国青年，符儒光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从马来亚回海南参加琼崖抗日队伍；作为党的地下交通员，他临危受命，历尽千辛万苦为中共琼崖特委运送回第一部电台。作为党中央支持琼崖抗日和革命的见证与纪念，这段红色电波必将沿着“闪亮的足迹”永不消逝。
（本文由记者叶佳慧根据“闪亮的足迹”系列访谈节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