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 - 《山东大学报》
我的母亲，曾奋战在抗日战场
作者：任诠
2021-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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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母亲陈秀英同志
母亲给青年人讲革命经历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我一遍又一遍地感慨着一个结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一个能够不惜牺牲一切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舍生忘死，不屈不挠，前赴后继，推动着陷于灾难中的坚强中国走向独立，走向富强。我想起我的母亲，一位忠于中国共产党的战士。
我的母亲陈秀英同志，山东益都县(今青州市)东朱鹿村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3月入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毫不畏惧地参加了党的妇女工作和民运工作；1939年曾任中共益都县六区区委书记。1940年6月母亲调到益都县各界救国联合会工作。此后历任齐东县妇联主任、县委委员、清河地委民运部及地委妇委委员，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奉献了青春。
1939年，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抗日斗争形势日趋紧张、恶化。这年秋天，党组织派母亲到靠近胶济铁路沿线的益都六区担任区委书记，开辟新区的工作。母亲是个缠足妇女，在敌占区工作便于隐蔽。母亲一身农村大嫂的打扮，跟着交通员进入益都六区赴任。那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发动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在贫苦农民中发展党员，逐步扩大革命队伍。他们白天隐蔽在群众家里，晚上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除奸，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在敌占区工作，随时会遇到危险，甚至会出乎意料地与敌人正面相遇。有一次母亲带着文件和武器路遇日本鬼子，佯装成将要过门的小媳妇方才成功脱险。还有几次是群众掩护了她：“你就装成俺的闺女病了来娘家，咱们对好口供别说差了。”
自1939年起，日寇为巩固华北占领区，实行强化治安。他们组织伪自卫团进行联防站岗；修碉堡、安据点、分割封锁交通要道；用拉网梳篦、夜间奔袭等手段对我抗日根据地“铁壁合围”，并以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宁错杀一千，不漏共军一人”，企图困死我抗日军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不抵抗主义，乘机向共产党根据地大举进攻。延至1942年，我益寿临广四边根据地被蚕食殆尽，完全变成了“敌占区”。当时清河区党委（渤海区党委的前身）面对残酷的斗争形势，一面动员全区军民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一面派干部和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开辟工作，执行“敌进我进”的斗争方针。
1942年的初冬，党组织派我父母到敌占区、黄河边上的蒲台县蒲一区（亦称旧镇区，于1944年划归高宛县）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这个区的区长刚刚被杀害，父亲赴任区委书记，母亲任区妇救会长。蒲台县县委书记王友琴同志（离休前曾任北京林业大学党委书记）带着一个警卫员，亲自送他们去蒲一区。他们一行四人，通过地下交通站，夜晚越过博蒲大公路封锁线，抵达旧镇东徐家村。第二天由地下党员带路，父亲用独轮车推着母亲，在离旧镇日本鬼子据点二里路的小杨家庄落了户。为了掩护身份，母亲挽上了蒲台当地妇女的发髻，化名叫常玉梅，以家乡闹灾荒的理由投靠亲友来到小杨家庄。他们住进村长李渭泉家的一间场院屋子里，母亲白天下地干活、纺线、喂鸡，晚上联系群众，发展党员，收集情报。父亲与他人合伙开了一个小杂货铺，推着油车走街串巷，与党的同志进行单线联系。一年多后，他们终于在当地站稳脚跟，开始公开活动。县大队依靠他们了解到的旧镇据点布防的准确情报，成功地突袭了旧镇日本鬼子据点，还先后惩处了两个伪镇长，支持了对敌斗争。他们在县委的领导下，发动群众挖抗日沟，在日寇经常出没的地方埋设地雷，有力打击了日伪军的扫荡和蚕食。面对凶恶的敌人，他们真刀真枪地开展极其艰苦的对敌斗争，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父母在此坚持了三年多，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父亲应邀撰写了《抗日战争片段回忆》一文，其中记录了这段极不平凡的对敌斗争经历，刊登在中共青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青州人在抗日战场上》一书中，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日本投降后，1945年8月，母亲被调到新建的齐东县任县委委员、县妇联主任。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齐东县被敌人全部占领。国民党特务、地主、恶霸、还乡团疯狂反扑，屠杀我乡村基层干部、党员和积极分子，全县被屠杀300多人。时任齐东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的父亲，奉命带领少数武装人员，就地坚持对敌斗争。母亲则随县区机关撤退到黄河以北惠民根据地一带。
在一个寒风飘雪的冬日，我出生在黄河北渤海医院里。当时，环境十分艰苦，由于经常转移，东西全丢光了，我生下来时，供给处的同志闻讯送来一包棉花套子把我裹起来。我出生不久，母亲便奉命去参加著名的渤海区土地会议，会议是在中共华东局的主持下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讨论渤海区的土改问题。我的父亲也参加了会议。父亲后来告诉我，他是在会议上见到了我的母亲，才知道了我的出生，之前他一直不知道母亲参加了会议。
母亲参加会议前，把我送到老乡家里照顾。老乡没有东西给我吃，有时就嚼口菜窝窝喂到我的口里，有时跑东家串西户地讨口饭吃。带我的老乡常常遭到还乡团的恐吓。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夏天，母亲终于从渤海区机关幼儿园里接上了我，带我入城。她先在民政部门工作，后在工业部门从事党务工作。她经常应邀给一些青年同志和中小学生作革命传统教育的报告。
新中国来之不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当学好党史，自觉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牢记党的初心与使命，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传承红色基因。